省际政要施政个性、施政理念比较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施政理念对政府的治理方式、手段、措施，起着导引作用。省际政要的施政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施政的方向、重点、着力点，乃至施政的具体措施。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省际政要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对其施政理念的形成和施政方略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工作经历对省际政要的施政个性、施政理念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省际政要的施政理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共性体现在四个方面：深化改革、务实肯干；科学发展、创新发展；执政为民、以民为本；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增强意识、先行先试、科学民主决策、调查学习等方面。

关键词：省际政要 施政个性 施政理念

改革杂志社专题研究部2013 年自主研究项目“ 改革热点研究” （ 编号：2013GGYJ003），项目协调人：王佳宁。王佳宁编审主持审定选题和写作框架，总纂全文。执笔：罗重谱，资讯整理：白静。

所谓“政要”，一指施政要领，如唐代陈子昂在《答制问事》中所云：“窃见国之政要，兴废在人。”其中的“政要”即为此义；二指从事政治活动且有权势、地位的人物，文中“政要”取此义。省际政要，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在省级层面拥有权威的官员，在我国主要是指省（市）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和省（市）长、自治区主席。受研究精力所限，文中省际政要仅指省（市）长、自治区主席，即省级政府“一把手”。

一地一区政要，左右所在“地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施政理念、施政风格和施政手段、措施、策略，乃至施政胸怀，既关联中央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地”，更牵扯一地一区百姓能否对财富、幸福和安全感抱有期待。[1]现阶段，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利益和矛盾错综复杂，各种风险交织，发生频率和概率大大增加，我国已步入“风险社会”。[2]这对政府官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具备过硬的政治品质，还应具备处理经济事务、社会事务、文化事务等的相应能力。省际政要作为地方层面最高的行政官员， 在我国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决策体制下，其施政个性、施政理念，对地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研究省际政要的施政个性、施政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省际政要个性特征比较及其对施政的可能影响

截至2013 年6 月， 继党的十八大后的省（区、市）政府“一把手”更迭悉数完成。这一轮换届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于，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确定在前，而政府“一把手”调整在后。[3]省际政要的行政行为既受外部大环境， 如一地一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影响，也受其本身的个性特征和禀赋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省际政要的个性特征和禀赋对其决策、执行等行政行为的影响更甚。

（一）省际政要的年龄比较

年龄是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自然标志，是区分人与人的重要依据之一。当以年龄段的形式出现时，这种区隔会更加明显。不同年龄段的人会受到其成长环境的影响， 形成相应的个性品质、偏好，其行为特征都会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时下媒体常用来比较的“60 后”、“70 后”、“80 后”、“90 后”皆有其鲜明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时代特征。省际政要也不例外，其施政个性、施政理念固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年龄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对其施政风格、施政理念、施政手段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行政生态学理论的代表人物雷格斯所指出的， 了解行政行为必须超出行政系统本身， 从社会背景中去了解行政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大到一级政府如此，小到一个政府官员同样如此。

从31 省（区、市）政府“一把手”的年龄来看，“50 后”25 人， 占80.6%； “60 后”6 人， 占19.4%；平均年龄为56.8 岁（见表1，下页）。年龄最小的为黑龙江省省长陆昊，是政府“一把手”中唯一一个年龄小于50 岁的官员。“60 后”政府“一把手”除陆昊外，还有河北省省长张庆伟、福建省省长苏树林、贵州省省长陈敏尔、青海省省长郝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一般来说，年长的政府官员从政经验更加丰富、政治成熟度更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更强； 年轻官员则对经济事务更加了解， 敢闯敢试，敢于突破传统执政思维和执政方式，改革的魄力和勇气更大。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实际情形也有例外。

（二）省际政要教育背景与职称比较

教育背景反映一个人的学习经历和状况，职称反映一个人在某一专业领域所拥有的技能，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的潜能、素质和综合实力。尽管个人也能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弥补知识层面和专业技术层面的不足， 但在学校里接受的系统知识学习和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开展自主学习的基础。

省际政要的教育一般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在工作前在大学接受教育， 二是走上工作岗位后在各级党校或高校接受教育。除此之后，还有就某一个主题进行的集中学习或组织的系统培训。表1 列出了31 省（区、市）政府“一把手”的教育背景和职称状况。从教育背景上看，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从学历上看，最高学历为研究生学历的有27 人，占87.1%；最高学历为大学学历的有4 人，占12.9%。第二，从学位上看，拥有博士学位的有4 人， 分别是黄兴国、郭树清、李纪恒、娄勤俭，占12.9%；拥有硕士学位的有14 人，占45.2%。第三，从学科背景看，11 人有经济学学科背景，5 人有管理学学科背景，8人有工学学科背景，有法学、政治学、哲学、党史党建学科背景的分别为3 人、2 人、1 人、1 人。第四，31 省（区、市）政府“一把手”中，有2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分别是娄勤俭、郝鹏。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国务院对于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一种奖励制度， 能获此殊荣，足见其在专业技术方面的才能。娄勤俭曾任国防科工委计算机专家组长、国家863 计划CIMS 主题专家。郝鹏在1982～1999 年在中航工业兰州飞控仪器总厂工作。第五，在职称方面，14 人有专业技术职称，其中有高级职称的11 人，中级职称的3 人。高级职称中既有研究员，也有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中苏树林、娄勤俭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近年来，知识化、专业化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趋势和要求。作为一地一区的行政首长，除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外， 还必须具备处理经济事务、社会事务的能力，具体来说，如何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如何做好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如何促进辖区内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 如何处理突发群体性事件，正确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 这些问题都是摆在省际政要面前很现实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新思路、新方法、新策略，而新思路、新方法、新策略源于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新的理念， 源于省际政要深厚的知识功底和素质技能， 以及主动学习的学习态度和在学习中思考并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 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不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不论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还是改变了表现形式的老问题， 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的本领。增强本领就是要加强学习。”[4]只有通过教育学习，才能增强本领，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才能少走弯路、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由此可见，省际政要的教育背景和技能水平对一地一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重要。

（三）省际政要的工作经历比较

除教育背景外， 工作经历也会对省际政要的施政个性、施政理念产生重要的影响。作为政府“一把手”，头等重要的工作自然是助推当地经济发展。在企业工作的经历或在担任省级重要领导前有主抓经济工作的经历， 都有助于省际政要更好地了解经济大势， 把握经济发展脉络，结合当地实际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另外， 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历则有助于其体会百姓疾苦，出台更多改善民生的举措。多地任职的经历有助于开拓其视野，了解不同地区的差异，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 明晰欠发达地区的禀赋缺陷，从而制定差异化的针对性的发展战略。

表2 显示，31 省（区、市）政府“一把手”中，15 人有经济工作经历，占48.4%。其中，张庆伟、李小鹏、陆昊、杨雄、苏树林、郭树清、郝鹏有在企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经历， 占有经济工作经历人数的46.7%。不仅如此，他们还从事过经济管理工作。

就工作经历而言， 还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7 名政府“一把手”有在三地任职的经历，占22.6%。王安顺先后在甘肃、上海、北京任职；巴音朝鲁先后在内蒙古、浙江、吉林任职；苏树林先后在黑龙江、辽宁、福建任职；王国生先后在山东、江苏、湖北任职；杜家毫先后在上海、黑龙江、湖南任职；刘伟平先后在江西、青海、甘肃任职；郝鹏先后在甘肃、西藏、青海任职。有在两地任职经历的政府“一把手”数量更多，有10 人，占32.3%，分别是：黄兴国（先后在浙江、天津任职）、陆昊（先后在北京、黑龙江任职）、李学勇（先后在陕西、江苏任职）、王学军（先后在河北、安徽任职）、鹿心社（先后在甘肃、江西任职）、郭树清（先后在贵州、山东任职）、蒋定之（先后在江苏、海南任职）、黄奇帆（先后在上海、重庆任职）、陈敏尔（先后在浙江、贵州任职）、李纪恒（先后在广西、云南任职）。第二，11 名政府“一把手” 有在中央部门工作的经历（见表3），占35.5%。其中，王学军曾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郭树清同时在原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任职； 谢伏瞻曾在作为国家重要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过副主任。在中央部门任职的经历使其对全国层面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便于其作出更科学、合理的决策。不仅如此，还有助于其调动更多的资源， 获取中央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支持，助推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