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原标题：从“圈地不干预”到建设“遗址公园”

我国是文化遗产大国。截至2013年，全球共有分属160个国家的981处文化或自然遗产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是申报世界遗产的积极参与者，迄今已有45项遗产列入名录，其中文化遗产35项（含双遗产）。但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文化遗产主要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现代经济发展对土地需求的挑战。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好物质文化遗产？这里，以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古遗址保护为重点，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建设“遗址公园”逐渐成为主流观念

过去，文物考古界习惯于采取“不干预”的办法来保护古遗址这样的物质文化遗产，典型的做法是将古遗址圈起来，立碑刻写“××保护单位”字样，保护范围内禁止一切建设活动。有学者称这种保护办法为“圈地不干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益加快的城镇化引发大规模的土地需求，习惯于“圈地不干预”的文物考古界因此饱受责难。许多人认为，城市内大量古遗址被划入保护范围浪费了土地、阻碍了经济发展，文物考古界应该为城市内许多地方杂草丛生、乱石遍地负责。那么，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古遗址这样的物质文化遗产？

实践中，部分文物考古工作者开始反思“圈地不干预”办法，尝试同意建立“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允许在保证古遗址主体不受损的前提下对古遗址进行适度整治。从“圈地不干预”到建设“遗址公园”，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路的一种转型，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欢迎。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审时度势，通过几项大的举措将这种保护思路在全国推广。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确定设立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村镇。2009年，全国文物局长会议明确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维护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把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2010年，国家文物局提出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首批公布了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著名的古遗址如北京圆明园、河南安阳殷墟、陕西西安大明宫等名列其中。这些举措体现的正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路从“圈地不干预”到建设“遗址公园”的转变。过去10多年中，我国也出现了一批具有核心文化价值的城市文化景观。如北京东皇城根的改造，将北京的古城墙遗址作为街心公园的核心文化价值，使得街心公园有了文化灵魂。

当前，对古遗址这样的物质文化遗产要求实行“圈地不干预”的呼声仍然存在。这种呼声主要来自部分考古工作者。他们认为，保护古遗址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也不做”，建设“遗址公园”必然曲解历史、伤害遗址。持这种思路的学者曾被称为“废墟派”。但从实际情况看，利用古遗址建设“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目前逐渐成为主流观念。许多人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注重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的相关性、与人民群众的相关性。不注重这种相关性，仅仅是“圈地不干预”，最后物质文化遗产并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建设“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就是要将城市文化景观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相结合，改变目前许多文化景观实际上只是“圈地、挖坑、灌水、种树”的现状，使文化景观具有核心文化价值、具有灵魂。这既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也有利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避免古遗址等消失在推土机下。应该说，建设“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是一种积极保护而非被动保护的思路，可以赢得更多公众参与，从而在公众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建立起感情纽带，唤起公众对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有利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

建设“遗址公园”需要充分论证

从“圈地不干预”到建设“遗址公园”，这一思路转变并不是主张对所有古遗址都大兴土木。古遗址是否应该建“遗址公园”、建成什么样的“遗址公园”，需要充分论证，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论证的出发点是对古遗址的价值认知。举例来说，圆明园遗址的核心价值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造成圆明园被烧毁的历史事件，这样的古遗址需要保留的正是“废墟”，因而保护的重点是对“废墟”的维护和保持，而不是重建。但多数古遗址则不同。以世界文化遗产安阳殷墟为例，今天的安阳殷墟早已不是3000年前“武王伐纣”时的景观。西周时，这里成为麦地。隋唐时，达官贵人葬入，又成为墓地。明清两代，复有人迁入居住。面貌早已彻底改变的殷墟遗址，若不加解读，人们会很难理解这座3000年前安阳洹河两岸的王朝都邑。因而，对这样的古遗址进行适度干预、适度复建和有选择展示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干预和复建要有科学依据。“遗址公园”建设既要反对“禁止干预”，也要防止过度开发。

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建设“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

美国政府将“考古办公室”设在国家公园管理局之下，国家公园管理局隶属内政部。这种体制决定了美国十分重视公园建设，考古遗址保护很自然地走了一条“遗址＋公园”的道路。美国由此出现了大批围绕考古遗址的核心价值建立起来的公园。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南部的查科文化国家历史公园。该公园位于新墨西哥州，公园一带曾生活着印第安人，主要是Navajo和Pueblo部落。这两个部落的祖先留下了大量遗迹。美国政府以这些遗迹为核心文化价值，建立了查科文化国家历史公园。这种公园与当前文化遗产界所说的文化景观，内涵是一致的。美国类似查科文化国家历史公园这样的围绕核心文化价值打造的文化景观比比皆是。文化景观有效保护了考古遗址，而且向社会提供了公众乐于前往的参观、休闲之地，深受公众喜爱。

欧洲大量的考古遗址也都是以文化景观的方式进行保护并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英国巨石阵文化景观以巨石阵为中心，周围是大面积绿地，以一条很窄的小路由外向内联结巨石阵，游人徒步进入巨石阵内。法国索邦大学附近的中世纪城堡，也采用文化景观的形式进行保护。日本的平泉文化遗产、韩国的新罗国王墓地等，也都是以考古价值为内核的文化景观。

通过价值链将不同物质文化遗产联接起来

世界各国都实行物质文化遗产分级制度，我国也不例外。各地物质文化遗产除登记在册之外，还被分别编入“国保”、“省保”、“县保”单位目录。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实际上是将物质文化遗产分级制度推向了极端。分级制度客观上会造成有限的社会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集中流向分级较高的物质文化遗产，分级偏低的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财政辐射的机会小，受社会的关注也弱。仅仅依靠建设“遗址公园”这样的思路，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究竟有无好的办法避免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社会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只向少数“省保”、“国保”和世界文化遗产过度集中，从而使其他物质文化遗产也能得到有效保护呢？一个思路就是通过价值链将分级不同的物质文化遗产联接起来。

目前，我国像“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建设，多数情况下是各自开发、分开打造。然而，许多古遗址的价值并非孤立存在的，由于文明发展的传承性，许多古遗址的价值常常会以“价值链”形式出现。换言之，许多古遗址的价值之间都有内在关联。充分研究古遗址之间的价值关联性，根据古遗址之间的内在价值联系统一规划、统一建设“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形成基于价值链的“景观群”，是当前分级制度下兼顾不同级别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办法。我国华北平原的河南安阳、河北邯郸两市交界的豫北冀南地区便属于这种情况。

豫北冀南地区直径不足30公里的范围内，曾经是商朝、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所在。区域内分布有旧石器时代小南海文化、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后冈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下七垣文化，以及战国以降的赵王城、西门豹祠、袁绍墓、曹操墓、甄妃墓、邺城、北朝墓群（包括兰陵王墓、茹茹公主墓等）、万佛沟、南北响堂山石窟、修定寺、韩琦墓、袁世凯墓等，其单位面积内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程度全国罕见，其中不乏国家级和世界级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如甲骨文、司（后）母戊鼎、胡服骑射、西门豹治邺、曹操、建安文学等，皆与该地区相关。历史上这一区域或同属“殷”、或同属“邺”，直到晚近才从行政上分开管理，文化上素来一体、从未分割，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就决定了这些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可以通过历史发展脉络联接起来，打破豫冀两省之间的行政壁垒，统一规划、统一解读。这无疑有利于不同级别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字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