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司法改革“令人鼓舞”（2）

这一举措，正是《意见》中所强调“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切实表现。除此之外，《意见》中还提及数条“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注重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只有被告人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都应当排除；现场遗留的可能与犯罪有关的指纹、血迹、精斑、毛发等证据，未通过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与被告人、被害人的相应样本作同一认定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涉案物品、作案工具等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来源的，也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外媒注意到，中国法律越来越严谨，而这种种措施归根结底，都服务于一个原则：尊重和保护被告人的基本人权，防范冤假错案。

《澳大利亚人报》称，中国司法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就是改善其一贯的人权纪录，采取西方实施多年的疑罪从无原则。

《意见》明确规定：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死刑案件，认定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事实证据不足的，不得判处死刑。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就此评论称，“只有被告人的人权在司法过程中得到法律保护，才能真正避免发生错误和不公正的判决。”

    最高法的《意见》是“令人鼓舞的一步”

从刑讯逼供到捏造证据，从错误的法医调查到受公众舆论绑架，在《悉尼先驱晨报》看来，《意见》列出的问题，正是中国刑事司法系统中长期存在的顽疾。

人权观察组织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比奎林在该组织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这是中国近年来采取的最新举措，试图解决中国刑罚体系中“最明显”的缺陷。

“它读起来像一个中国刑事司法系统缺陷的目录。”比奎林告诉美国《纽约时报》：“这些要求主要是重复以前的规则和声明，只是一般的重复，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推动进步的决心和承诺。”而仅这一点，在他看来，意义就足够重大。

多年来，司法不公已经严重打击了中国民众对法院的信心。虽然“一纸文件不太可能消除这样的虐待行为”，文件也并没规定一旦有人违反原则，将受到何种处罚，但至少官方已逐渐认识到终止司法不公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