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张之洞的改革观

张之洞（1837-1909年）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一个大变动时代，所谓“千古未有之变局”。其时，内忧与外患交加，危机与生机并存。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前途出路问题的时代中心课题，严峻地摆到了国人的面前。作为一个传统的官僚士大夫，张之洞的所思所想，能否跟上时代的脉搏呢？答案是肯定的。张之洞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其改革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要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求一条相对稳健的改革道路。

一、中庸之道 

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界标，中国被“蕞尔岛国”日本打败，强烈地刺激了国人敏感的神经；与此同时，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于是乎一股维新变法思潮勃然兴起。 

康有为、梁启超是主张维新变法的急先锋。他们上书光绪皇帝，主张亟待发愤自强，革旧图新，否则中国将为“土耳其、高丽、安南、波兰之续”，也就是遭受亡国的命运，到那时“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们大发警世危言，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全面改革，所谓“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然而，他们的激进变法主张遭到顽固保守派的激烈抵制。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声称“祖宗之法不能变”，大学士徐桐更是极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两派剑拔弩张，只有鱼死网破的结果。 

如何在激进派的“全变”与顽固派的“不变”两个极端之间寻求第三条变法道路呢？这就是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变法思想代表作《劝学篇》中阐述的相对稳健的改革观。张之洞曾经自述其发表《劝学篇》的缘由时说：“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日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这里所谓“邪说”是指康、梁而言。显然，张之洞的《劝学篇》是针对顽固派与激进派两面而发的。近代中国处处交织着中西与新旧的矛盾。张之洞明确标榜“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其意正是要走调和稳健的道路。 

张之洞的改革观是以儒家的“中庸”思想为哲学基础。《中庸》被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称作“孔门传授心法”之作。“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找一个恰当适度的做法，这是儒家伦理关于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张之洞特重《中庸》，他曾自称毕生坚持的从政宗旨是：“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显然符合“中庸”之道。 

张之洞把《劝学篇》二十四篇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五知”，即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认为：“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并引述《中庸》里孔子“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之言相比附，以为《劝学篇》“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可见，《劝学篇》之所作，是有意融会贯通《中庸》的意旨，其在中西与新旧之间所持的调和折中立场，更是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理念。 

二、权衡新旧 

在晚清官场，张之洞向以干练圆滑的“巧宦”著称。因此，关于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时期发表《劝学篇》的动机便使人颇多疑惑。有人认为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意在两面讨好，是投机之举。殊不知《劝学篇》成书之时，事态尚不明朗，势必也将冒着两面得罪的危险。也有人认为《劝学篇》是专攻康梁激进派，因而使张之洞能够在戊戌政变之后得以无事。但有趣的是，《劝学篇》是在百日维新期间经康梁拥戴的光绪皇帝的谕旨而颁行天下的。如何理解这些矛盾现象呢？ 

其实，虽然难以排除一些外在的因素，但更应从张之洞自己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来解释。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实际上有针对激进派“言新学”、顽固派“守旧学”的情形，展开两线作战并调和两方面的意味。他认为：“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其《劝学篇》则是“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可见，张之洞的《劝学篇》之作，与其说是在于“破”，即与人论战，毋宁说是在于“立”，也就是要在新旧两方面矛盾冲突中寻求一条稳健的变法道路，正所谓“权衡新旧”。 

当时，尽管维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康梁维新派的势力并不大，他们的急进变法思想曾遭到普遍的反对。百日维新期间，杨锐密告张之洞说：“近日变法，天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相对来说，张之洞的稳健变法思想更容易能被保守势力所接受，他的《劝学篇》的部分内容被选进保守派言论集《翼教丛编》就是明证。《劝学篇》成书之日，正是康梁维新派得势之时，关于是否刊刻的问题当时在张之洞的幕僚中尚存在不同意见。“阻刻者嫌其不合时宜，劝刻者正为补救也。”所谓“正为补救”，正是针对康梁维新派的激进主义而言的。辜鸿铭曾明确地说：“我曾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劝学篇》是在那次会议之后“立即写出来的”。与康梁维新派的遭遇相反，张之洞的《劝学篇》在当时颇有市场，在光绪皇帝谕令颁行全国之前已经流传开来。如时人所谓：“《劝学篇》遍传日下，一时都人士无不击赏折服。……值此异学争鸣之日，实足以正人心，固士气，杜伪学，遏乱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