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张之洞的改革观（2）

光绪皇帝对《劝学篇》的态度颇可玩味。黄绍箕进呈《劝学篇》时在奏折中所述原委是：光绪皇帝召见他时说：“近来议论于中、西各有偏见。”显然是对激进的趋新与极端的守旧两种态度都有所不满。黄绍箕当即奏称：“湖北督臣张之洞纂有《劝学篇》，持论切实平允，尚无流弊，容当进呈。”得到皇帝的允许。光绪皇帝在将《劝学篇》颁行全国的谕旨中称：“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应该说，《劝学篇》的思想主张光绪皇帝是赞成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为康梁维新派拥戴的“变法君主”光绪皇帝对《劝学篇》持赞同态度，决不是因为它攻击康梁，而是因为它“权衡新旧”的相对稳健的变法思想。 

三、会通中西 

张之洞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是由《劝学篇》所构建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张之洞明确标举：“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体系中，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不是平列对待，而是有主次之分、先后之序和本末之别；具体而言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先西学为后，取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他并不完全守旧，而是主张有限度的变革，即在激进派的趋新与顽固派的守旧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变法道路。他所坚持的是中国的伦常名教，这是中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他也主张学习西政、西艺，不仅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还可以有某些制度的变革。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是他的“中体西用”论的核心内容。 

“中体西用”的思想不是张之洞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大致在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已从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在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坚持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之间，他采取了“调和折衷”的方法。张之洞主张在引进西方先进事物的同时，必须用儒家道德精神消除如辜鸿铭所称的“欧洲那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可怕怪物”。如果说他的洋务活动就是具体的实践过程，那么《劝学篇》的写作则是一个理论的概括与提升。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随着他的《劝学篇》的刊刻与传播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曾先后颁布了两部私人著作：一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是张之洞的《劝学篇》。有趣的是，前者的一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向来被认为是“中体西用”论的初始表述；后者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系统阐释。这样，不仅《劝学篇》一书挟朝廷之力得以风行于世，而且“中体西用”思想更是借皇权之势而被广泛流传。《劝学篇》面世以后，不断地被人翻刻，并很快由传教士译成外文。据英文译者吴板桥（Samuel I. Woodbridge）牧师称，可靠的估计其发行量在100万册。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劝学篇》的大量发行，也使“中体西用”思想广泛传播。梁启超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虽然“中体西用”说不是张之洞的最初发明，也不是他的独家思想，但是，说他是这种思想的最具权威的发言人或典型性的代表人物，则是毋庸置疑的。应该说，《劝学篇》已经收到“劝学”的效应。 

毋庸讳言，对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时人与后人亦多有非议。无论是严复讥之为“牛体马用”，还是近人批评其在封建主义之体上嫁接资本主义之用，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亦未必击中要害。究竟问题何在，尚需进一步深究，姑不赘论。在近代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大变局下，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便成为决定中国文化前途与出路的根本性问题。颇为时下学界推崇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在论及中国学术思想创新的路径时曾经精辟地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可见，陈寅恪服膺的正是曾国藩（湘乡）、张之洞（南皮）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中体西用”论提供了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中庸而开放式的思维框架：既不完全固守传统，也不一味全盘西化，而是要“权衡新旧，会通中西”，也即以调和折中的方式，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当然是要把中西文化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究竟什么是中西文化优秀的东西，以及如何将其结合起来，则是对不同时代的民众、学者尤其是政治家智慧的考验，但无论如何，这种思维框架业已昭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方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