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群众路线回答“我是谁？”问题（2）

譬如，“我”中有些人口口声声改善民生，开口闭口为人民服务，其言其行却未尊重民意甚至伤人感情。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通常有了官意才有民意。街道两旁植树以绿化市容，是官意；人民喜欢，则成民意；万一人民‘几不可耐’，就不是民意了。”（董桥：《这一代的事·王韬的心情》）不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无视人民群众有效监督，既违背政策脱离群众，又损害党的信誉，“我”注定会考砸。如此应考者，邓小平同志曾严肃批评其为“不正确的努力”，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1950年6月6日《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这与他们误把自己当考官而非考生、动辄以“当官做老爷”的做派刮“四风”不无关系。

《管子》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事实证明，“我”以考生身份投入为人民服务实践，自觉接受来自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支持率的考评，有效凸显了群众监督作为防腐剂和反“四风”利器的功能，既是防止“不正确的努力”和“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的好办法，又是“到群众中去”的工作需要。

三是医生。“从群众中来”最有效办法之一，是多同群众交朋友，多向群众请教，拜人民群众为师，向人民群众学习，这时的“我”须俯首甘当学生乃至小学生；“到群众中去”，则需要“我”学以致用，“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此刻“我”的角色又为社会医生，以“为民务实清廉”之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弘扬社会正气，凝聚发展正能量。

做好学生不易，做好医生犹难。医为仁道，古有“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之训。以医者喻“我”，既表明“我”身肩悬壶济世、挽回造化之重任，又对“我”的素质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要求。

因此，“我”不仅为医生，还应该做良医。这要求“我” 善于带着感情与思考，发现关乎人民群众冷暖痛痒的问题包括“我”的问题。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有位领导干部被单位上同事之问深深“刺”了一下。同事问：“你下厨房吗？”领导答：“很少。”又问：“你上街买菜吗？”再答：“没去过。”三问：“你不下厨房，不买菜，你懂得生活吗？你不懂生活怎么懂得我们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同事问得让人如坐针毡，“刺”出了这位领导干部的、反躬自问、自我反思：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我”中许多人还缺乏非常深刻的了解与思考，以致于在诸多问题面前还想不出好办法。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要善于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和发现发现问题，如群众在哪里，如何了解群众需求，群众需求的本质是什么，等等。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确能启发“我”如何做好医生：首先，医人先医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医生的“我”应该自我治病，遵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体要求，扫除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痼疾，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相关要求和决策部署上来。其次，治病救人。坚定决心，有错必改，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关注人民群众疾苦痛痒，尽心尽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自觉把行使权力的过程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过程。最后，防止两种倾向。既不以先生自居，不肯做春风化雨、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动辄以空洞的说教、狗屎不如的“党八股”教训人民群众，又不把“我”当作厨师，一味迎合群众口味、负面情绪，不讲原则，缺乏大局意识，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对立起来，结果把自己沦为群众的尾巴，从命令主义偏向了尾巴主义。在重大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交织下的今天，在汇聚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正能量过程中，“我”必须始终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所以，“我”从学生、考生到医生，本质上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只有首先明确“我是谁”，那么，“依靠谁”、“为了谁”之问便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