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治理水平要有治理技术支撑（2）

由此也就触及到了治理技术的根本属性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治理技术并非是统治术的别称；作为现代治理所使用的工具、方法和行动方案的统称，治理技术有着特定的价值关怀；优良的治理首先就意味着有利于普通民众改善自身生活处境。以协商民主为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案例已经充分证明，民主协商技术要充分发挥其积极效用，往往需要在两个维度上有所作为：一方面，协商技术要落实到政策层面，能够帮助政府官员优化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协商民主也必然要满足民众的需要，为民众提供发表言论的机会，使之能够通过这一机会参与公共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协商民主技术能够促进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制度化的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政府的公共政策得到优化、公共政策质量得到提升，公众在积极参与公共决策的进程中不仅会增加其对特定公共政策的认可程度，而且会培育更高的理性思维和判断能力。

为何需要治理技术和治理技术研究？

关于治理技术的学理研究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治理技术既是一个可以同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并立的学术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特定偏好和侧重的研究领域；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治理技术研究将特别关注于那些联结政府与社会、官员与公众的技术和方法，那些能够完善和健全国家治理体系的路径和计划，那些可以改善和提高政府治理水平的实务知识和行动方案，那些适用于中国场景和国情的社会治理手段和优秀经验。

在目前的治理研究中，决策者的实践与知识界的研究呈现出严重脱节的状态；空泛的概念与理论层出不穷，却在解释与应对现实难题上乏善可陈；田野调查式的案例研究不可谓不多，但对于提供普遍性的政策解决方案而言却裨益不大；反过来，在治理技术层面已经形成的研究成果却又鲜少应用于相关的政府实践。因此，与会者又强调，在关注宏观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知识界必须积极参与全面深化改革的丰富实践，必须考虑如何在最基本的操作层面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与会者还谈到，在目前的政府治理实践过程中，很多改革举措与公共政策的出台，在立意良善的前提下，往往会在技术层面上犯下了相当低级的错误，最终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损害；而还有一些优秀的治理创新成果，未能得到足够的模式概括和技术总结，未能形成更大的模仿效果和典范影响。治理技术的研究应当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