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技术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治理技术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具体内容。例如,“协商技术”中的“协商式民意调查”就是一种操作简便而又非常科学的技术,已经在世界上近20个国家得到了应用。其中的关键程序是:通过随机抽样选出代表、通过代表们的协商恳谈以及最后的共识性决定,可以使特定的政府公共决策在多方案的选择过程中实现有效且理性的民众参与,民众的偏好和政府的考量以及约束性条件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和检讨。最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得到最大共识集聚的结果。这一技术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可以使民众进入到协商程序之中,能够由此获得充分的相关政策信息,进而对事件进行理性而审慎的思考和讨论乃至争论,继而通过二次调查以发现凝聚共识的一致决定。
有学者介绍说,在浙江温岭泽国镇,当地官员与居民之间以及不同群体的民众之间,在特定年度的公共预算开支项目上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分歧和认知差异,但是通过应用“协商式民意调查方法”,官民之间的分歧得到弥合,官员与民众形成共同的判断,最后的预算方案得到了一致的支持。
现实的案例往往会表现出极端不同的情形。浙江温岭近些年的协商民主实践越来越完善,制度化趋势也很明显,而且表现出一种良性联动机制,从最初的学校设点和道路修整,从最简单的垃圾筒设放到相对复杂的公墓设址问题,再到整体性的预算方案和预算协商,温岭的协商技术日益成熟,而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则在协商中得到自我教育,并且形成良性互动。也有学者提出,温岭的成功经验在向外推广的过程中似乎并不成功。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一是中国改革一向源自于问题的“倒逼”,出自于地方创新的“倒逼”和世界潮流的“倒逼”。同样的困境实际上使各个地方的政府趋于采用类似的办法。二是在目前条件下,许多地方所进行的自主探索与创新实践,虽然名称各异,但如果切近观察却可发现,各个地方都正在应用协商恳谈的技术以应对治理挑战,但领导者却会为了凸显自己的政绩而有意否认仿效的对象。更有学者指出,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全国大约举办了两万多个具有协商恳谈性质的会议。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值得肯定的进步现象。
治理技术研讨会在预定的时程内宣告结束。但可以肯定的是,与会者对于治理和治理技术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不会止歇。尤其可以肯定的是,在次日公布三中全会公报之后,这些与会者对于治理和治理技术的思考和研究获得了新的驱动,因而可以得到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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