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至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

二、从中期来看，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但中国宏观经济并没有转向预期中的“消费—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反而走向了“信贷—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在2013年的延续，使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的“产能过剩”、“流动性泛滥”、“金融扭曲”、“地方政府债务”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不仅没有在局部改革和短期管制下有所缓和，反而在传统利益格局和权力体系的作用下不断恶化。M2/GDP、投资/GDP、企业贷款总量/GDP、债务水平/GDP、房地产销售/GDP等参数在2013年持续攀升，产能利用率的持续低迷等问题出现说明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资源错配与体制扭曲已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带来风险积累达到新的临界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局部调整模式难以化解这些深层次的系统问题，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中国启动系统性的全面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揭开全面改革大幕。改革必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及宏观经济走势产生基础性作用。一是在短期内，大改革将打破传统的利益格局和资源配置的方式，对现有的生产体系，特别是投融资体系和政府经济管理运转模式带来冲击，从而导致政府消费、各类投资速度出现波动；二是在中长期内，大改革将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的基础上释放改革红利。

2014年展望

底部波动 轻度回缓

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内部大改革全面展开、宏观经济政策相机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增速呈现“底部波动”、“轻度回缓”的态势

2014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大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是在经济基础发展的推动下上层建筑的变革与重构。大改革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改变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关系，也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关系。大改革还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经济利益的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财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都会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冲击，短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依然较为明显。改革带来的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市场信心的重振在短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014年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之间的冲突最为强烈的一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虽然在名义上将与2013年保持一致，但大改革却使2014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大改革的开启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按照新机制来实施，以摆脱“信贷-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困境，使2008年到现在所实施的各项反周期政策回归到常态。例如，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财税体系的改革要求全面约束地方政府GDP政绩工程竞争、投资冲动、大幅度扩张债务等行为模式，全面降低中央预算财政赤字和地方隐性财政赤字的规模；另一方面，改革的顺利推行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这要求灵活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大改革带来的各项震荡，以避免经济的过度波动。这两方面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将偏离2013年的定位，出现相机抉择较强、变动幅度较大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