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改革教训看中国改革的无比正确

改革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个深刻的利益再调整过程，必然涉及“动了谁的奶酪”问题。在当前社会分化加大、凝聚共识越来越难的背景下，深化改革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依靠谁，为了谁”的改革方向问题。前苏联改革就是因为没能把握好这点，最终全面失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改革蓝图，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但也在关键问题上牢牢守住了底线。

首先，守住了意识形态底线。“举什么旗”直接决定“走什么路”。一旦指导思想出问题，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受损，乃至国家解体。“意识形态”“阶级专政”这些东西，听起来远不如“人性”“人道”等字眼舒服顺耳，但却是行之有效的逆耳忠言，和无往不利的苦口良药。然而，不是所有领导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苏联之所以最终在改革中解体，首先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赫鲁晓夫时期，用“全民党”思想取代“无产阶级政党”概念，这种对苏联共产党的再定位，偏离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并开启了苏联共产党转向“权贵化”的大门。戈尔巴乔夫更加离谱，干脆将利益诉求主体从本民族扩大至全人类，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并大肆宣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实际是暗示，对人民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的专政“不人道”“不民主”，并把对极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偷换为对绝大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哲学的贫困和指导思想的日趋庸俗化，导致苏联改革“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变成“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伯恩斯坦语），最终歧路亡羊，用最宝贵的东西换取最廉价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则守住了意识形态底线。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5年又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将四项基本原则放到与改革开放同等重要的位置。1991年10月，邓小平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又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而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即，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方向仍然是社会主义方向，指导原则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对意识形态底线的坚守，意味着中国的新一轮改革不会出现方向性和战略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