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守住了政治制度底线。“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颈虽长,断之则悲。”政治体制改革最忌生搬硬套。前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十分特殊,二者都强调发挥党组织的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权力结构强调党政军一体。这种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苏联能在很短时期内,由落后的、使用木犁的国家,一跃成为掌握原子弹的世界级强国,不能不归功于这种体制优势。二战期间,英法等西方强国在纳粹德国入侵面前纷纷溃败,最终靠苏联力挽狂澜,彻底扭转了二战局势,拯救了人类文明。中国同样凭借这种制度模式,在短时期内从传统农业国变成工业化国家,研制出核弹和氢弹,尤其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在朝鲜半岛敢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武力相抗。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就此而言,前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优越。正是这种优越性,令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如果将政治体制改革比喻成收拾房间,那么政改的态度和方法大体有两种:如果认定房子是危房,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拆房子;如果认为房子本身没问题,只是内部有点脏乱差,那么进行“大扫除”就可以了。而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他对苏联政体的优势缺乏认知,一味妄自菲薄,反将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圭臬,因此所谓“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就变成了“拆房子”,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这种生搬硬套的自杀性改革,等于将苏联政体的骨头与肌肉强行分开,因此最终结果必然是“手术成功,病人死了”,改革使苏联这一世界超级大国轰然解体。
在此之后,境内外反华势力又开始加紧“忽悠”中国,试图让中国照着戈尔巴乔夫的方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借此削弱和解体中国。因此,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如实现任期制、差额选举、村民自治等等),但在西方战略家眼里这些都不算数。说穿了,在他们看来,只有将中国共产党“忽悠”下台,中国才算实现“民主化”。然而,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加上当前中东“阿拉伯之春”后的民主乱象,使中国越发认识到坚持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守政治制度底线,使中国再次绕开了前苏联以及当前埃及堕入的民主化陷阱,为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定的政治制度保障。
第三,守住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底线。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前提。有道是“创业难,守业更难”。打江山闹革命,建立公有制经济体系不易;坐江山搞建设,巩固和维护公有制更难。通常来说,穷革命,富保守。一旦昔日被压迫者掌权后,在人性和利益的双重诱惑下,当权者很容易背叛群众路线和革命理想,转崇精英主义和物质享受。无数历史案例表明,正是从背叛理想信念的修正主义政策发端,最终导致各类王朝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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