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化“五位一体”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不但是一个新提法、新论断，而且把对市场机制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是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新指针，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预示着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讨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到底是政府“有形的手”多一点，还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多一点，在实践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反复。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朝着市场化的道路向前迈进，以世界瞩目的成就验证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伟大实践和传奇历程，为转型国家提供了成功经验。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地扬长避短，体现优势，发挥各自作用，是世界上不少国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经历过几次金融动荡和主权债务危机后，各国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过于强调政府作用和过于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论者都在总结经验，加强研究，以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西方经济学界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观点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可以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这个论断彻底解决了市场经济与效率目标的关系问题。但同时也存在与此相反的观点。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朗格同样证明了，计划经济也可以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结果。但无论如何，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以及近年来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完善，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计划经济可以在某一时段或某种条件下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经济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常常是分散的，有时甚至是不准确的。在此基础上的资源配置结果也就无法达到最优。前苏联高度计划经济中的中央政府对企业生产事无巨细地进行微观管理的经验教训就是实例，其结果常常是“瞎指挥”和物资供应的全面短缺。所以，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强调转型的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竞争机制比产权制度更重要，决定经济绩效的因素更主要地在于市场竞争机制，而不是产权或私有化。这个论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市场机制和充分的市场竞争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单纯依靠政府计划或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都难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和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都缺乏存在的基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目的就是要把市场机制中的一切积极方面充分释放出来，与此同时，政府的作用就是着力培育市场体系并抑制市场本身的消极方面，也就是三中全会的决定所说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这体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和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本身就是对二十多年来沿用的“基础性”作用提法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经实践所验证的一条成功之路。经过35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新的起点，这是我们讨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的时代背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均GDP2011年达35083元（约合5432美元），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的农业比重降到10.1%，工业比重达到46.8%，与此同时，城市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所取得的进步与市场化进程如影随形，密不可分。

第三，在新的起点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要尽可能摆脱传统的主要靠政府扩大投资、土地财政以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老路，更多地调动市场和民间的力量，形成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发展环境。这对各级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改革创新体制，加快职能转变，破除审批多、办证多、检查多、收费多、罚款多的体制机制障碍，把调控和管理的着力点放到发挥市场、企业、社会力量的作用上来。

由基础性作用转向决定性作用的几个焦点问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如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全、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制不健全，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同时政府又花了很大力气去办那些原本可以交给市场而且效率会更高的事情。如何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必须跨过的难关。目前的焦点主要是：

生产要素市场（土地、资本、资源性产品等）的市场化改革滞后，各类要素价格实际处在“半市场半统制”状态，给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寻租、设租提供了机会，这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在利益固化情况下，一些地方和部门希望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管制可以带来利益，市场又可以变现”的格局。对拥有雄厚资本的外资企业开放，对民间资本和个人创业则增设关卡，造成市场机制的严重扭曲。尽管国务院自2001年启动行政审批改革后已第六次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但一些地方仍热衷于增加审批、收费和罚款项目，大大挫伤民间创业的活力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