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维度、舆情生态与治理机制（9）

四、简短的结语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于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24](P40)本质意义上，网络公共事件是中国转型社会的一个缩影，在穿越时间和空间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形塑和利益诉求的彰显，本身凸显的是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多元利益诉求机制的短板、草根阶层力量的崛起和精英主流文化的式微，以及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和官民隔阂互信的缺失。一次次网络舆论危机，实质是民意通道淤塞、政府应答机制缺失所致的瞬间决堤、垮坝效应。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疏浚民意通道、理顺应答机制，只是一味封堵民意，只会使民怨的海平面越涨越高[25]。

作为对社会大众进行充权和扩权的媒介工具，借助网络新兴媒体能有效实施舆论监督、自我权益声张、问政谏言、问责议政等，基于网络衍生的公共事件和“原生态”信息言论可以视作体察转型社会矛盾的重要信号和“晴雨表”。囿于现行法律制度机制的缺失、个体自律和行业自律的整体性缺乏，使得网络公共事件难免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和操控，网络谣言、虚假信息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恣意传播必然会严重扰乱网络空间正常秩序。因此，要辩证看待网络公共事件背后的舆情逻辑，既要清晰洞察转型时期的民情民意，完善制度化网络表达和多元利益诉求机制，也亟须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和提升公民媒介素养，并不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调和社会利益矛盾，这才是“标本兼治”的最佳路径。有理由相信，只要在实践过程中坚持做到善学、善用、善管、善待网络媒体，理性对待网络热点事件和网络民意，把网络新兴媒体作为治国理政、凝聚民心、推动工作的重要资源和工具手段，我们就能创造一个规范有序、和谐健康的公共舆论新空间，并以此引导社会舆论，重建社会信任，再造政府公信力。

注释：

①参见DiMaggio， Paul， Eszter Hargittai， W. Russell Neuman， and John P. Robinson.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 (1)； Tai， Zixue. The Internet in China： Cyberspace and Civil Society， Routledge， 2006；［美］简宁斯·布莱恩特：《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第2版)》，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②人们利用网络传播技术平台，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在网络社会发起的宣传、鼓动行为，进而影响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政治行动过程越发多样。众多网民围绕特定事件进行广泛动员和网络集体行动。参见张雷、刘曙光：《论网络政治动员》，《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高恩新：《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4期。

③社会抗议组织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对公众进行广泛的动员，但与此同时，抗议信息也必然置于公开状态，使得社会抗议必须面临被抑制的风险。参见唐杰：《互联网发展对社会抗议的影响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熊光清：《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影响：话语民主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