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源起考（2）

二、献王整理典籍的历史影响

西汉时期，以献王为统领的文化抢救活动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图书整理活动，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为深远。构建与大一统国家体制相匹配的大一统的价值观体系，已经提到最高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日程上。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后，提倡以忠孝为本的儒学。受到景帝言传身教的影响，刘德对儒学情有独钟，并同当地大儒董仲舒进行了深入交流。武帝继位，力排众议，果断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家学说定于一尊，确立其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对这一具有划时代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献王刘德身体力行，全力以赴，全面参与并领导了这场文化抢救运动。刘德举一国之力，倾阖家之财，用以购求古籍，并且对献书人采取非常谦恭的态度。精神慰藉加上物质奖励，打动了天下人，使图书抢救整理工作大大超出了河间藩国的地域范围，日华宫二十四区，房数百间，住满了四方来的知识精英。献王与儒生们夜以继日，整理残简，补订遗篇，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研究中心。在这里，《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左氏春秋》《考工记》《乐经》等均被先后发现、整理成书，先秦典籍的主要部分被保存下来。在这场大规模的文化抢救文献整理运动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许多竹木简牍藏于山洞、枯井、夹墙之中，风吹水浸，鼠啮虫蚀，缺枝少叶，漫漶不清之处甚多，靠腹诵口传的今文抄本存在许多错讹甚至曲解之处。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场典籍整理活动，成为一个极为严肃的现实命题。许多人惮于劳苦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献王则不辞烦劳，舍易就难，采取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后世对献王搜集整理古籍的贡献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陶渊明说，“其名德者唯献王”；张继说，“汉室宗亲独称贤”；乾隆皇帝说，“最心许者是斯人”。这充分反映了后人对献王的爱戴和景仰。而大史学家班固和司马光更是从历史的角度，充分肯定了献王挽救儒家文化的千秋功业。司马光在浩叹“微献王六艺其遂殪乎？”之后，以独特的学术视角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将献王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做了比较：“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废而献王最长，响若遵大义、属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无神仙祠祀之烦，宫室游观之费，穷兵黩武之劳，赋役转输之敝。宜其仁丰义洽，风移俗变，焕然帝王之治复还，其必贤于文景远矣。”乾隆作为一位少数民族的皇帝，竟先后写下咏叹献王的诗达二十余首。他说：“献王好古事求是，大雅千秋祀不群。”又说：“求是端非漫取誉。”这是对献王实事求是治学思想的高度评价，可谓高人一筹，慧眼独具。

献王不仅是一个学风高尚的儒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真知灼见并且身体力行的政治家。他通过对汤、尧、舜、禹、管仲等历史人物的评价，提出了以圣王之道“爱民”“教民”“利民”“富民”的为政思想，当国二十六年，一贯“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及鳏寡”，树立了千古贤王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