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孔子“中庸”思想有取有舍
关于“中庸”，《论语·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所认为的大家长久缺乏的最高道德的“中庸”主要包含：一是中，即用中。《论语·先进篇》记载：“子曰：‘过犹不及’”。二是和，即中和。《论语·学而篇》讲：“礼之用，和为贵。”三是时，即时中。《论语·学而篇》记载：“使民以时”。毛泽东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积极因素。他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进一步解释说：
“‘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在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上，毛泽东是吸取了中庸的中和、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的。统一战线中有差异和斗争，没有差异和斗争的统一，也就没有了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
“统一战线一方面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那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在学校，一个人自身也有统一与斗争，自己犯了错误，不是要斗争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
毛泽东对孔子“中庸”思想中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从未笔下留情。他指出：“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当然，“中庸”是否就等同折衷主义，这需要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但毛泽东越到晚年越对“中庸”采取过激批判的态度，这是其晚年过激性错误的表现之一。
■毛泽东对孔子的有些思想批判了一辈子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开展过两大运动：一是学习运动，一是生产运动。在学习运动中，毛泽东高扬了好学精神。但在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则批判了孔子不喜欢劳动的缺点。据《论语·子路篇》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时说：孔子虽然也是圣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几天后，他又指出：
“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对《论语·泰伯篇》中“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毛泽东是彻底否定的。《北京日报》1977年9月25日的一篇文章记述道：1975年春，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请来北京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的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会诊眼病。毛泽东望着他反复地念着他的名字：由之、由之。毛泽东问他，你的名字是出自《论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唐大夫笑着点点头。毛泽东又接着说，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讲的“由之”去做。毛泽东当即吟咏起鲁迅的《悼杨铨》这首诗：“岂有豪情似归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论语·为政篇》记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泽东不赞成孔子这段话，尤其批判“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在延安时，毛泽东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这里对孔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怀疑态度。后来，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判道：“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毛泽东反对将孔子思想教条化，反对将其精华和糟粕兼收并蓄、禁锢国人。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认为：“以孔子思想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是不行的。“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讲现在的时代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时代。他指出：“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比孔夫子走得宽”。他还指出：“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这些话告诉我们，既不要迷信孔子，也不要忽视孔子的历史作用。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主题延伸
毛泽东谈孔子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说：“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
◆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上批写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并且明确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54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对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有诗句云:“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文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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