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在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失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第三只手”的作用。相较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而言，我国社会服务领域的改革进展则相对缓慢。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政府和市场都不可能全部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志愿组织。
第四，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尤其是培育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现在，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比较完善，许多原来由政府管理的事情转由它们自律管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将逐步从大量具体、琐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由此出现一个“缺位”的问题，而建立和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就是解决政府缺位问题的有效形式。
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面对大量而复杂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增进社会和谐。
第一，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大量和频发的社会矛盾中，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实施往往成为触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重大决策，包括涉及面广、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改革改制方案、社会管理措施以及建设规划的出台；重大项目，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项目、工业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其他重大事项，包括影响大、涉众广、情况复杂的大型活动等三大领域引发的社会矛盾呈高发态势。为此，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强调，“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要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要暂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损害群众利益。
第二，建立顺畅有序的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一要建立顺畅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使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正当的、规范的渠道进入公共决策过程中。从当前来讲，应该进一步完善和充分利用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协商谈判制度、公民投票制度等等，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要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二要建立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建立心理干预机制，这是在我们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出。通过心理干预，使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人能够及时得到适当的心理援助，从而尽快摆脱心理危机。通过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心理危机引发的社会风险。通过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服务。通过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精神病人、艾滋病人、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回归社会。三要完善矛盾调处机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社会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从当前来讲，尤其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四要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在当前，尤其要解决好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工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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