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历史意义（2）

我们认为，产业资本过剩的中国不同于金融资本过剩的西方，在于中国必须利用“比较制度优势”，改变对外依存度过高局面：通过政府的统筹协调投资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形成巨大的实质资产，从而使中国金融资产占实体资产比重下降，政府就有条件同步增加国内金融化的空间;在构建这种良性循环的同时，金融资产中坏账占比也就随之下降，自然也就能缓解因城市地产扩张而导致的银行风险。

例如，从2006年到2011年，总计达4.3万亿元的政府“三农”直接投资，不仅消纳了过剩的产业资本，在全球危机成本转嫁的打击下，部分吸纳2500万失业打工者回乡就业，还把因市场失灵造成的农村资金要素净流出改造为净流入，增加农村地区消费，稳定了农村这个最大的“劳动力池”，使中国成为此段时期世界重要的经济发动机。

据此看，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战略，虽然应该大中小并举，但政府投资应该主要用于县域经济发展所依托的中心城镇建设。县域经济与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就是要继续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更多用来加强约1万个县域中心城镇建设，同时赋予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向“进入门槛”低于城市的县内城镇集中，由此拉动非农就业和县域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的综合性举措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内涵具有多样性的生态文明建设。

应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挑战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极为深刻而重大的变化。2011年，中国按照新统计口径达到的城市化率为51.27%，7亿城镇人口中约3/4集中在大中城市，是全球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这包含我国打工者达2.53亿人，占非农就业总量的50.7%。

应该注意，这种让农民“工人化”的结果将是加快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可能的后果有三方面：第一，“空间平移、集中贫困”，产生类似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问题。第二，打工者在城市的生活成本陡然显化，其“城市低水平工资+农村土地无风险资产”的基本平衡被打破，农村因“村社理性”和“家庭理性”而成为“劳动力池”的作用随之丧失，而我国城市从来就不具备独立承受危机爆发的风险和代价的条件。第三，经典意义的无产阶级及其自觉意识加速形成，进一步使企业用工成本显化和劳资对立显化。事实上，中国的新工人阶级因为受教育水平高、集中劳动和集中居住，已经逐渐进入了自我政治化进程。

国家应加大推进城镇化战略，增加打工者更多进入距离“三农”半径最短的城镇得到非农就业机会，这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机会成本要低，“退出成本”也低。同理，中小企业在县内城镇的“进入成本”也比大城市低得多，但带动就业的能力却六倍于大企业。两相结合，可以使打工者就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致使现金收入增加，其高于城市的消费率对内需增长有更大贡献。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现城乡差距缩小和内需拉动型“黄金增长”，就是依托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