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

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是：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即使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将马列主义教条化，也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拯救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导思想。而正是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革命战争的磨炼中，他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非常注重独立思考，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党在经过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的严重挫折后，选择了毛泽东作为主要领袖，并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党有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别开来，既将毛泽东思想重新定义，又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它包括党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体现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兼及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很多创新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上述宏观性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历史基础。

二、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任何伟人都不是圣人和完人，毛泽东也如此。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伟大功勋，但在晚年却犯了严重错误。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和评价他一生功过，及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呢？学界见仁见智，我也谈点看法。

（一）应客观地、理性地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毛泽东晚年错误，属于全局性的，主要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的错误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两次严重错误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不应该忽视或掩盖其错误的严重性；但是，也不应过分地看重个人责任，而应着重于分析他晚年犯错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历史根源。《历史决议》分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既指出了他犯错误的主观因素，比如骄傲情绪的滋长，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又着重地分析了他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包括国内政治原因、国际环境的影响、理论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等诸多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强调理论认识根源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指出：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而他本人还把这些错误理论当成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要为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这种理论上的迷误反过来又强化了在实践上的错误(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150页)。这也正是他的错误所在。我以为，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那种宣泄情绪，将毛泽东妖魔化、丑恶化的观点，不符合毛泽东犯严重错误的实际情况，在理论上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