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后亟待立法改革（10）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要求“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数量”。地方立法包括落实全国性法律的实施细则，或根据地方人大职权进行的自主立法。这类立法是否应扩大，也需要斟酌。

《财经》记者获悉，《立法法》很可能会被列入2014年的立法修订计划。

1978年以来，改革不断地打破法律所确立的旧制度，新的立法又不断确定新的制度，这导致法律不断修改，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不适应改革形势及时修订法律，亦不现实。

如何处理改革和法律稳定性的关系？在朱景文看来，立法解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据其统计，截至目前，来自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有14次，其中5次与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有关，9次与刑法有关。相比之下，两高的司法解释相当多（见表1）。

朱景文认为，立法解释在许多方面可以替代成本很高的对法律的“立、改、废”。尤其是在宪法领域。由于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频繁地修宪势必影响其权威性，完全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机制，在与现行宪法基本原则不相冲突的情况下，使得宪法既保持稳定性又能够适应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