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三大路径：以人为本、城乡统筹、产业依托（2）

李铁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很多来到城市的农民并没有拿到城市户籍，真正扎根在城市里，这种情况下，他们赚了钱通常会寄回农村去消费，依靠这些农民来带动城镇的住房产业、工业、服务业，达到拉动内需的作用，是根本不可能的。此外，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如何解决？城镇化过程中耕地被挪作他用后，如何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造成这种复杂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维持大城市资本密集型的大工业发展，国家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大量集中地投向了大城市，同时依靠农村的农业积累来支持大城市的工业发展。而改革开放后，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进一步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提供方面也向城市倾斜，而农村却一直都处于“吃老本”的状态。这种失衡的体制导致中国城乡分裂的发展现状，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情况、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的差距急剧扩大。

在这样的传统思维下，很多地区将城镇化建设错误地理解为大拆大迁，大兴土木地建设所谓的经济新区、豪华型城镇。大量的形象工程导致一些地方债台高筑。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都把农民工进城的成本估计得过高的原因。

李铁表示：“按照现有城镇居民的福利，甚至更高的精英标准的福利标准，来核算农民工的福利，如农民工子弟学校一定要按照北京市的标准建立。这样不仅给政府也给进城的农民本身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农民工不是富人，他们是低收入、低素质的人口，他们进城需要适合的就业和适合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有与之相适应的符合他们支付能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而政府把标准定得过高了。我去了我们全国很多新区，这些新区一个个都是豪华的建筑、豪华的楼盘、豪华的公共设施，当你看到这些规划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没有农民工生存的地方。”

错误的认识，导致了现在的很多新型城镇，都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钢筋水泥，而这样的“新型城镇”并不一定适合农村人居住。这样的城镇化建设，只能算是城市的单纯扩张。

皮树义

“白沟的实践应该说明，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白沟有了箱包产业和箱包市场，农民逐步变成了市民，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口。”

李铁

“按照现有城镇居民的福利，甚至更高的精英标准的福利标准，来核算农民工的福利，这样不仅给政府也给进城的农民本身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