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慈善和社会公益方面，邵逸夫先生无疑树立了一座丰碑。早在1973年，邵逸夫先生就在香港设立私人慈善机构，确定宗旨是协助促进教育、医疗和艺术事业的发展。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四十载。与其他一些慈善家不同，邵逸夫先生捐赠的教育项目和学校，鲜有卷入争议者。这源于其规范的基金会运作与管理，建立与我国内地办学环境相适应的捐赠机制，这也是值得内地公益机构学习、借鉴的。
邵逸夫对内地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的捐赠，都是通过香港邵逸夫基金实施的，而在实施过程中，与教育部建立紧密合作，可以说，这是民间慈善基金会与官方合作，共同改善我国学校办学条件的典范。
根据《香港邵逸夫基金内地教育事业赠款项目管理办法》，不论是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基础教育领域项目的申请，都要经教育部聘请的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向邵氏基金推荐。未经专家评审的项目，将不能获得邵氏基金资助。邵氏基金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是结合我国内地的教育实际的，一方面，通过教育部门的评审，以确保其捐建的项目，不是“短命”项目——邵氏基金明确规定，赠款兴建的基础教育项目，应建设在经过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后的，长期保留的学校；项目的使用期至少在五十年以上。另一方面，通过教育部的参与，明确被捐学校履行的义务，并得到有力的实施，比如，邵氏基金要求捐赠高校的建筑物，项目单位确保能够提供不低于1：3比例的配套资金。
我国内地近年来民间教育慈善事业也迅速发展，但却存在效率不高、民间和官方各自为阵的问题，甚至有公益人士与地方政府产生矛盾，这有多方面原因，包括一些地方政府觉得公益人士是在添乱（不像捐钱那样受地方政府欢迎），但也有教育慈善本身不规范、选择的慈善模式不合适的问题。邵氏基金在内地多年的规范运作，大规模捐赠5000个项目的慈善伟业，给内地教育慈善公益人士的启迪是，民间教育慈善，完全可以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各司其职，推动教育进步。这一点，内地的营养午餐计划，也可以说是民间和官方互动的成功案例。【详细】
尽管邵逸夫早已是公众所熟悉的名字，但大多数公众对他的认识，大概从昨天才真正开始。邵逸夫，原名邵仁楞，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镇，系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1977年获英女王册封为爵士，1990年，中国政府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他生于清末，去时已是21世纪。对邵逸夫更深入的报道还会继续，但令我稍稍惊诧的是：一些网站将邵逸夫逝世列入了娱乐新闻。
“邵逸夫逝世”是不是一条娱乐新闻？初看起来将其列入娱乐新闻也许并无不妥，因为邵逸夫不仅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香港上海商会成员、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者，而且叱咤娱乐圈大半个世纪，打造邵氏、无线两个影视王国，培育了无数演艺人才。有评论甚至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邵氏电影和香港无线电视的节目”。但“娱乐化”解读邵逸夫既流于浅表，也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
邵逸夫之所以被公众所了解，他的逝世之所以会引发广泛关注，不在于其娱乐圈内的名气，同样不在于其不菲身价。邵逸夫再有名气，也许还不及那些每天八卦迭出的影星；邵逸夫纵是巨富，但也没有站在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点。邵逸夫和内地民众之间的“亲近感”，其实更多来源于他的财富外行为。那些由他出资、在稍微像样点的内地大学都会有的“逸夫楼”，已不用再特别提及，因为它早已人所共知。但关于他其余的慈善举动，公众虽略有耳闻，却未必全然知晓。譬如，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用于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譬如，2002年，他还捐资创立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用以资助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进行研究，基金总额已高达50亿元；再譬如，四川汶川地震，他们夫妇捐款1亿元港币，四川芦山地震又捐款8000万元人民币。
邵逸夫的慈善与热心公益行为，无疑是他同时代的那些名人所难以企及的，甚至也创造了一个令后来者只能奋力追赶的高度。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在乘鹤西归之后再来盘点邵逸夫先生的遗产，相比于其在娱乐界的巨大成就，他留下的更是一种充满哲学意义的健康财富观：创业、聚财是一种满足，散财、捐助是一种乐趣。对于富豪们的财聚财散，西方国家说得较多的一句话是：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邵逸夫展现出的更是一种东方式的财富管理观。他在尽最大努力进行慈善公益，但与此同时，他的财富与资本却得到了同步的扩张。1985年，邵逸夫大举捐赠的第一年，《信报》估算邵逸夫的资产为33亿港元；2006年，媒体估计邵逸夫的总资产已逾200亿港元。财富并不是坏东西，它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进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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