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与现实中国乡村（2）

农业现代化焦虑

对“现代化”的想象和追求，是中共几代领导人一直以来的最大施政目标，现在的“新四化”构想，直接上承上世纪60年代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和目标。

在这种“现代化”体系中，仅仅是“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工业化这一事实，就会成为一个焦虑主题。于是，通过提高规模化组织化、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提高农业效率，使得“四化同步”，变成迫切的需要，再加上保障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等理论上的好处，推进农业现代化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政策选择。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的新要求，明确指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事实上，过去几年，随着进城农民急剧增多、农业劳动力退出加大，民间自发的种植规模扩大和政府以资金和政策推进的更大规模流转，都在各地普遍存在。

规模化经营无疑是未来农业的方向。问题只在于，政府的力量一旦介入，打破民间正常的自发过程，具有形象工程爱好，越大越好、越快越好的农业规模化可能形成一种运动，使得更多仍需要通过土地生产维持基本生活水准的农户失去农业生产机会。而在农业这一特殊的产业中，很多时候，规模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并没有精细劳作的家庭式模式效率高。

2014年1月4日，在“清华‘三农’论坛”开幕式上，“三农”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曾表示：“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方式、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是现阶段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目前认识并不一致，有着很大分歧。”

“最根本”一词，形象反映了“农业现代化”在本届政府农村政策中的重要位置，以及接下来几年政府可能对农村施加的重大影响和方式。

中央农村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最近的频频发言中，亦表达出对农业现代化的极大热情，他的主要构想是，在支持普通农户提高生产集约化程度、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农场的同时，构建一个为之服务的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种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是，100亩左右的适度规模，从业家庭基本能达到与城市收入相近的收入，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和农业效率。

可以看出，与流行舆论中“资本下乡、大干快上”的方式不同，他努力将未来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图景框在“家庭农户”这一主体上。

过去几年，对“资本下乡”可能造成对弱势农民挤压的讨论已经较为充分。在这种情景下，政策部门如今似乎更愿意推动这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家庭农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