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后的安全管理（2）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各方呼吁10多年后的今天正式上路，主要推手不再是传统安全威胁，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因为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完全可以依托中央军委，而新的安全威胁恰是既有部门机构所不及或不够的。我们面临哪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第一，文化安全威胁。西强我弱的文化生态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无法改变。历史早就证明，对一个民族的改变根本在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意味着失去自我。目前的中国属于政治文化一枝独秀，民族文化停滞不前，被好莱坞大片深刻改造的中国青年一代，正在发生着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大改造，这方面我们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几乎失去还手之力。第二，网络安全威胁。过去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政权改变另一个政权，需要大量地积聚力量，而今网络号召与反政府游行，就能迫使政府垮台，政权更迭，制度改变。正是由于网络的巨大力量，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影响和改革中国的途径移师网络，我们尚未做好应对该领域挑战的准备。第三，分裂势力和恐怖活动带来的安全威胁。这其实是世界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存在，我们面临的该领域的威胁将比西方国家面临的威胁要复杂得多，应对起来难度大得多。第四，意识形态斗争带来的安全威胁。由于西方占领着话语权，过去是两种话语系统、两种价值坐标，甚至两种思维方式，应对挑战并不困难。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单一话语系统和评价尺度时代，处于别人设定的话语系统和价值体系中进行博弈，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第五，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或由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传统安全威胁挑战，或者说演化过程中的威胁。这实际上也非传统应对方式所能解决。

归结起来讲，如果以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为着眼点，不必设置新机构，发挥原有机构的功能即可。再者，在新的安全威胁成长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增设新机构，或赋予原有部门新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需要增设部门机构。之所以成立具有统筹各种力量功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因为新的安全威胁有很高的关联度和复杂性，有的威胁甚至带有虚拟性，这就决定了非单一部门所能独立应对，必须建立具有相当权威性，具备统筹各种力量的上位机构。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的根本原因。

那么，该机构应该拥有多大的权力和执行力？其运行方式会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进入运行后逐步回答的。一定意义上直接决定于最高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比如对该委员会的借重度。而借重度带来的是委员会的强弱和虚实。总体来看，不会赋予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更多执行权，尤其不会以委员会执行力替代相关政府机构的执行力。

换个角度，只要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进入实体化，依照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它就不会发生更大的权力和执行力，故而只能是筹划和协调功能，咨询和建议功能。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我们的权力运行机构很成熟，且权力很大，不可能再将权力让渡给新部门，同时，这些强势机构不仅有直通最高决策者的能力，而且最高决策者也要依托这些强势机构来落实决策，故而该委员会作用发挥也将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