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后的安全管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因而改革方案多表现为指导性和方向性。正因如此，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十分抢眼，又因为其敏感性而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根本而言，人们关注的并不是一个新机构的产生，而是由此而来的各种深层的矛盾和问题。

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定》的说明中已经作出清晰解释：一个是应对现实威胁的需要。“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另一个是弥补短板的需要。“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简言之，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应时、应势、应需而生。

我们建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较其他国家有何差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主持，是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决策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处理外交及安全事务并制定相关政策。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样由总统主持，由国家权力部门的主要成员参加，但职能要比美国小得多，主要是力量协调，更多工作在审议重要的国家和社会安全事项，制定统一的国家安全政策。

我国建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职能也是清楚的，就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些职能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相似，只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地位更突出，资源调动范围更大，领导层次更高。所以，我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介乎于美国与俄罗斯国家委员会之间，甚至更倾向俄罗斯模式。这是由国家的体制制度决定的，中国与美国的体制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作为联邦制国家的美国，其总统和内阁权力主要集中在国防和外交，政府基本不参与经济运行，更不管理各州事务，我们的中央政府要管理国家的一切，那么就意味着在各部门责权明确的情况下，不会再集合到一起，再设一个架构，且由最高领导具体处理。

那么，我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重心和运作该是什么样子？要想阐明该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当下中国面临何种安全威胁。笔者认为，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在下降，这奠基于三个判断：一是人类文明已经不再以巨大毁灭和殖民为价值取向；二是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快速提升的军事力量决定着没有哪个国家以战争来遏制中国，包括美国；三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提倡世界和谐，因而不会与外国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即使周边矛盾上升，也一定是局部和有限的。

这是否可以说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任务已经消失？当然不是，安全环境是建立于遏制战争的能力之上。虽然传统安全威胁存在下降趋势，同时有些规律也必须正视：一个是大国崛起必遇挑战，也就是“成长的烦恼”。因为新的大国崛起，意味着打破旧的秩序，在适应新秩序过程中难免碰撞和冲突。二是制度差异与苏联解体，把中国推向尖峰对决的席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较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倡导“跳出冷战思维”，但意识形态斗争不会真正消失。三是利益关系的磨合与平衡需要很长的过程。比如，当年采取的是无条件援助非洲，现在追求互利共赢，这种新的关系模式就需要双方重新定位，并且逐步适应。所有这些虽然不一定发展成为传统安全威胁，但一定要有相应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