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府集中分散的逻辑与治道变革
政府之所以能够集中风险,然后集中危机,其手段主要是集中资源和加强管制。在古代,最稀缺的资源是人口,因为在那个时代,人是最宝贵的,而土地等却很丰富。政府只要掌握了人,就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其手段则是加强管制,当然集中的结果也是集中了风险。集中的方法是非常严格的户籍制度,再加上官僚等级制的组织制度。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政府的资源,政府可以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以让他们从事战争掠夺。农业生产有风险,政府集中了人口后可以在比较大的范围调剂丰缺。人可能会掠夺他人,也需要保护自己,政府集中了人力,就更容易保护自己。农业生产是分散在土地上的,所以户籍制度的另一个功能就是让人和土地挂钩,这就控制了人口的流动。分散的农民很难独自保护自己,通过政府集中人力,组织军队,集中了保护能力,但也集中了战争的风险。因为每个人既想保护自己,又想去掠夺他人,政府集中了保护,也就集中了掠夺。其结果是集中人力资源后政府的保护能力变大,但掠夺能力也变大。于是人类就陷入了局部战争,战争有很大的风险,往往导致人口锐减,政府无力打仗,于是政府只好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一旦人口增加,粮食增多,政府就开始野心勃勃,发动新的战争。战争和和平周而复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史。长期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产生一个庞大的帝国,从而让一个地区的人口集中到一个政府手里。庞大的帝国不仅集中了人力,而且也集中了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庞大的帝国集中了人力,集中了土地,同时也集中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东征西讨,统一大洲,甚至全球。当然,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限制,他们即使是庞大的帝国,也只能占据一个地区的土地,而很难一统天下。
政府控制土地,控制农民从事农业,固定在土地之上,这就控制了商业。政府让农民集中起来变成军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就让人口流动起来。流动的人口,就是流动的机会。各地的价格差异就被不断发现,商业的利润就被发现了。商业需要商人,商人需要自由,商人带来的商品给流动和固定的人,甚至政府的官僚带来了更多的消费品。政府要得到消费品,就需要保护商人运输途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并足额付费给商人。路途中的强盗要抢劫,商人给强盗付费以确保安全。政府打击强盗保护商人,商人给政府付费或者纳税,政府也获得了收入。
商人的存在,使得政府不必控制人和财产,反而可以通过保护人和财产就可以获得收入。帝国的建立,扩大了领土的范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控制了更多的人口和土地,也使其能够给商人提供保护的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商人在帝国的领土之内贩运商品,商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丝绸之路,甚至让商人横跨多个国家,横跨欧亚大陆,是国际贸易的经典。
这说明,政府如果给人以更多的自由,给人以更多的人身和财产保护,同样可以获得收入,为自己提供丰富的商品和服务。不过,古代的政府和社会并不明白这一点。整个社会都认为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欺骗消费者,他们之所以迅速致富,是因为他们坑蒙拐骗,他们根本不创造财富,却依靠倒买倒卖获得了巨量财富。因此对商人的保护只是偶然的,对商人的打击和控制却是经常性的政策,商人不富裕时,他们还偶然保护一下,一旦商人富裕起来之后,他们就开始对商人下手。因此,历史上的帝国,即使有商业繁荣时期,也仅仅限于小规模的集市。商业化生产也仅限于小作坊。绝大多数都是小农耕作。除了有限的小商品市场,大规模的期货,企业产权交易,甚至金融市场,真是闻所未闻。
因为政府依然主要依靠控制人口和土地来获得资源,并维护庞大的军队和等级化官僚机构的运作。迅速扩张的商业,自由散漫的商人,到处流动的流民,对于政府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是很大的威胁。因此,过去的政府总是限制商业,控制商人,控制人口流动,并且严格土地的国有化,产权仅限于本地社区之间的转移。政府集中一切的结果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土地产出率不稳定,帝国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一旦有大规模的灾难,就容易出现内乱。政府集中一切,但任何时候都存在有二心的大臣和有反骨的地区统治者,一旦中央控制失效,就容易出现宫廷政变和地区叛乱。政府集中一切人口和土地,一旦和邻居的力量对比出现不平衡,就容易出现对外扩张,或者导致外敌入侵。即使是重视商业的政府,他们也为了进一步扩大商人的商业范围而侵略扩张,不仅给自己掠夺人口和土地,而且还通过给商人提供更多的商机而获得收入。所以,古代历史上的战争,是必然的灾祸。而这恰恰是政府集中人口和资源、管制商业的必然结果。
现代社会政府不再控制人口,也不再控制土地。世界上没有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计划,即使中国也在市场化过程中在户籍制度之外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并且正在谋求取消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像欧洲,已经实行了统一的护照制度,欧盟任何国家的居民,都可以在欧盟各国居住、工作、生活、投资、旅游,没有任何管制。很多国家还允许双重国籍,乃至多重国籍的制度。很多国家相互免签。公共服务相互之间也有很多开放性,在一个国家享受医疗服务,另外一个国家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医疗服务。允许人口流动,让个人拥有自由,这前所未有地解放了人,解放了劳动力,让劳动力真正有了人尽其才的机会,而且人还在广阔的市场天地里,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人力资本的价值,远远超出想象。有人计算,比尔·盖茨每一秒钟的收入,都达到200 美元。如果地上有100 美元,相当于人民币600 多元,比尔·盖茨去捡一下,都是不值得的。而市场经济国家的很多穷人,即使不认字,他们的工资水平,也高于很多贫穷国家的大学毕业生。
现代社会的政府对土地的控制相对来说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基本上都实行了土地私有制。即使所谓的女王所有制,或者国有制,土地也进入了商业性开发。农地、商用地、住宅用地、生态用地、保护区、林区等,虽然管制繁多,但依然建立了系统的交易市场。即使在中国,土地依然实行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城市土地开发的住房已经实行了个人所有制,每个人都可以合法地拥有住房。住房市场化,使得中国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资产,创造了很多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随着农用地可以商业化流转、宅基地商品化、小产权房取得合法身份,土地的准私有制替代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可以形成更多的资产市场,从而释放更多的财富,创造更多的富翁。
不过,现代社会的政府,在市场扩大之后,虽然不再控制人口,放松对土地的控制,但也开始直接控制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本来是市场和社会提供的。比如说,教育。历史上教育都是私人的教育,也没有什么学位制度。但是现代社会的政府,开始大搞义务教育,大搞高等教育,而且连幼儿园托儿所也是由政府来操办。在中国,这导致了应试教育,出现了考试泡沫。在美国,导致了学位教育,出现了学位泡沫。人们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学位而学习。政府操办教育的结果是,教育供给过剩,出现了高学历但低就业的问题。比如医疗,历史上医疗都是自己负担,穷人则有社会慈善帮助。现在,很多国家实行免费医疗,或者普遍的强制医疗保险第三方付款。这导致了医疗系统垄断低效率却高成本的问题,还导致了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问题。美国的医疗费用已经高达GDP 的17% 以上。〔2〕中国的医疗水平不高,但成本高效率低,也是医疗改革很难解决的难题。比如养老保障,几乎成了一个庞氏骗局。交得少,拿得多。社保基金看起来有很多钱,但实际上都借贷给了政府,不是通过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就是通过政府债务借给了政府财政。即使这些钱,也不够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繁荣时代快速上升的老人福利的支出。养老政府化,不鼓励人们养儿防老,反而专心当前的享受,导致人口规模缩小,更加剧了人口老化,从而出现了生产人口减少、需供养人口大幅增加的局面。教育危机、医疗危机、社保危机,其实都是政府集中控制教育、医疗和社保的结果。这些危机,虽然不是经济危机,但和经济危机息息相关,因为它直接导致了财政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其内在的基因也是一样的,都是过剩危机,而且都是政府集中的结果。
英国谷物法废除的经验表明,只要废除了政府管制,分散贸易的风险,就不会出现危机。〔3〕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表明,政府只要放松了价格管制,只要放松了对企业的管制,只要放松了对贸易的管制,只要放松了对房地产的管制,所有的市场都能够慢慢地起作用,不仅解决匮乏的危机,而且还可以内在地调整危机。现代政府集中就业管制,集中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保,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危机。这表明,政府应该实行治道变革,变集中为无为而治,建设有限政府,因为“有限政府是人类文明的最伟大成果之一”。〔4〕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政府充分发挥应该起到的作用,建立政府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这个意思。托克维尔写道: “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5〕托克维尔说的民主是平等的意思。平等,意味着所有治理参与者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通过权力去强迫他人做这做那,也不能强迫别人为自己做这做那,更不能规定别人之间如何相互合作和自由贸易。〔6〕
总之,人类每时每刻都在面临风险,面对危机。每个人最大的风险是安全的风险,最大的危机也是安全的危机。古代社会,为了安全,人们组织军队,建立政府,政府控制人口和土地,但集中安全风险的结果是战争和和平周而复始,直接导致物质匮乏的经济危机。对人口的局部失控,产生了流动人口带来的市场利益。当这一经验为人们所认识到的时候,产生了重商主义和亲市场的政府,当市场扩张到全世界的时候,物质匮乏就成了过去的危机。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人们开始面对过剩的危机。政府虽然不再控制人口,已经放松对土地的控制,但是政府开始控制传统上由市场和社会提供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服务,而且对个人生活,包括就业、假期、退休等进行严格的管制。这不仅导致了个人的生活危机,还导致了财政和货币的危机,并进而加剧了过剩的危机。实施政府治道变革,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建设有限政府,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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