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善治为市场化改革保驾护航

作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何艳玲

改革是中国过去30余年的主基调。2013年则被视为新一轮改革的开始。新改革一定会被赋予全新的内涵和意义，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不可避免地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底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在整个资源配置中的新定位，也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新归位。一方面，中国高速发展至今，无法再依靠大规模消耗资源来推动增长，必须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配置资源，进一步推动发展。在这些领域，市场都应该也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并非简单退出，也有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领域，比如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等。在这些领域，政府不但不能退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其在这些领域的职能和责任必须更加深化、实化。因此，中国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其指向的仍然是合理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构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一表述，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和社会期盼的回应。

中国当下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发生了持续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但却没有实现相关匹配的转型，即国家治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匹配。因此，我们难以规避、整合各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而导致社会不平等、社会不信任程度日益严重，动摇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

如何让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关键不在于市场化改革本身，而在于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制改革。新一轮的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必须让那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本治理要素回归国家治理体制中。我们需要构建更有效的国家治理体制，这一体制至少有三个价值维度，即更好的品质、更小的成本与更少的伤害。更少的伤害这一维度，是我们以前很多次改革都没有充分加以考虑的，在当前新的改革设计中，这一价值维度必须凸显。

基于此，从近期来看，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可以在如下几个具体方面寻求突破。一是，建立预算公开制度。一个人民看不见如何花钱的政府不可能是负责任的政府，将政府花钱的过程公开，建立透明的预算制度，这是我们现在就能做的。二是，完善央地关系。央地之间的财权、事权匹配，是调整的重点。二者在财事匹配的框架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三是，构建协商决策机制。要让利益主体共同协商决策机制成为可操作的常态机制，对任何一项重要公共决策而言，利益相关人都不仅是被动参与决策，而是协商过程中的主体。四是，推动科学的社会政策设计。教育政策、养老政策、医疗政策、住宅政策等，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帮助社会筑起抵抗市场负面效应的底线，更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因此，好的社会政策设计，不是“花大钱”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是“可收益”的国家社会投资工程，是负责任的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必要投资。五是，促进专业化的政府管理。将政府管理、国家治理看成一门学问，要意识到“当官”也是“当专家”，是公共部门管理的专家。官员的专业化和专业精神，意味着我们不仅能避免用错误的方式解决错误的问题，也意味着我们能避免用错误的方式解决正确的问题。

通过持续推进改革，我们将获得更强的国家治理能力，并以此整合和吸纳市场化改革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难题。这些能力要素包括：服务能力，国家能够满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并增加社会福祉；管制能力，国家能够消解日益剧烈的市场负面效应并保证社会秩序；整合能力，国家能够吸纳社会群体之间不断扩大的利益差异并促进社会公平；回应能力，国家能够回应新媒体环境下的民意表达并累积社会信任；领导能力，国家能够构建新的正当性来源并维持社会稳定。

毫无疑问，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将最终促成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实现，并将在现代国家建设意义上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真正成熟必定对未来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过去30多年，我们通过卓有成效的改革证明了“中国在世界”。未来的30年，我们将以更大智慧、勇气、魄力在市场改革的同时，全面推进中国的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实现“世界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