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而自信？（4）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多元，并不是指价值相对，更不是指价值虚无。在人类历史上，价值观从来就是千差万别的，但却总有一种价值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在当代中国，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即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观出发，才能正确地观察和理解当今世界，正确地看待中国当前的改革与发展。

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曾深刻指出：“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者说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民主。”①今天，对于自由和民主的问题，并没有像小平同志所告诫的那样“着重讲”、“讲清楚”了，也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观深入到人心。

“着重讲”、“讲清楚”的关键，一是要简明扼要，二是要理直气壮。简而言之，就是必须着重讲、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仅把他人当作手段和工具，而且也当作目的”——如果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

应该清醒地看到：一个时期以来，比较流行的观察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是“自由主义”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是：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把政治与经济对立起来、把个人与共同体（集体）对立起来；同时，它又把国家、政治和共同体理解为负面的、保守的和压迫性的因素，而把社会、经济和个人理解为正面的、积极的、解放的和自由的因素。以这种机械的、割裂的方法来观察中国和中国的改革，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改革进程，就是释放个人、社会和经济领域里的“自由”，并以此来反抗国家的、政治的和共同体的“专制”与“压迫”的过程。

这种观察方法的明显缺陷，首先在于它不符合中国长期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同时，也不符合当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中国面向近代化的改革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一般而言这个过程是开始于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列宁和宫崎市定等人，都是这样看待中国长期的改革与革命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而不是对立；正是为了增强国家能力、提高国家治理效率，才启动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改革，因此，这样的改革也叫“变法”——即一方面是政治改革、变法为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改革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改革推动政治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因此，这是一个互相促进、彼此推动的过程，而绝非一个互相对立的过程。从中国长期历史上看，国家会为了提高效率和治理能力以及对抗外侮的能力而积极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而经济改革则又反过来推动政治效率的不断提高；无论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其共同目标都是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和能力，以及激励和约束管理者。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是如此，今天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也是如此。而“自由主义”方法的一个明显缺陷，便在于对“国家”的简单化的、非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所发生的“债务国家”这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基础上的，即国家以税收为抵押，把财政和金融权力让渡给一个垄断金融资产阶级，这种“债务国家”的政治形式，以1910年美联储的形成为重要标志，其实质是垄断金融集团支配国家并掠夺世界人民，国家沦为金融资本的工具。而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区域发展差异非常大的国家，本来就存在着各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如果不能把各种不同的阶层、地方和民族利益通过国家这个平台结合起来，那不但国家发展不好，而且还会导致四分五裂、军阀混战，这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深刻教训；所以，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国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取得的最了不起的成就，当然，这种经验也符合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的实际。列宁说，俄罗斯究竟能否发展，就取决于其国家建设的成败，即能否建设一个革命的、代表各民族和各阶级广大利益的国家平台，也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民主才能有效展开，这就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主旨。历史证明，列宁的论断是符合俄国实际、具有远见卓识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经验教训来看，国家建设、增强国家能力、提高治理效率，都是中国政治的强项，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保证，而不是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