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而自信？（6）

这种不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当作目的的自由，并不是从经验论和自我中心论的角度能够发现的，所以，康德把它称为一项“命令”以及人所以为人的“天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必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样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却并非是眼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伟大的学者，他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的。

显然，西方世界确实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自称为“社会”的领域，但是，马克思却把它看作商品社会异化的产物，他认为这个强大的社会领域是由一系列“中间人”、代理人构成的。因为商品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他们作为私人劳动者，彼此之间也是孤立的；在孤立的个人之间，只有通过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才能建立起联系。因此，在商品社会里，最重要的并不是商品生产者，而是交换法则的制订者和中介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中深刻地指出：“我们知道，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一个极大的份额是属于那些中间人的，就经济来说，他们是金融业者、证券交易者、大商人、零售商等，他们把营业的利润吸去了；就民法来说，律师是法律当事人的寄生品；就政治来说，议员比选民重要，大臣比主权者重要，代表比被代表者重要；就宗教来说，上帝被中间人推到了幕后，中间人被牧师们所横夺，这些牧师又把自己插在善良的羊和牧羊者之间充作不可避免的中间人。”

马克思指出，中间人、代理人阶层通过垄断社会交往法则、经济交换法则，实际上支配着国家与社会，从而成为实际上的管理者——这是现代西方社会统治的特点，即在这个社会里，真正支配着经济的并不是商品生产者，而是投资和交换法则的制订者（金融业者和证券交易者），真正支配着政治的不是选民，而是代表和议员，真正支配着法律的不是正义，而是律师，真正支配着舆论的不是民意，而是媒体，真正支配着宗教的不是上帝，而是牧师和教会。

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盲目“拥趸”们不同，马克思从来没有抽象地谈论“社会领域”，更没有把它视为“价值中立”的领域，在他看来，“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独占力量，这绝不是民主，而恰恰是西方民主的重大缺陷和陷阱。马克思关注交换价值获得了独立性这个问题，其实是说：这个所谓“价值中立的领域”并不中立，而是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特殊利益者构成，这是马克思分析现代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点。

今天，独占性的“社会领域”在西方还有一个经济学的名称——服务业。当下，西方经济—社会危机的一个特点是，伴随着高福利、高收入、高龄化陷阱，第一产业一派凋敝，而“服务业”繁荣昌盛。于是，伴随着经济危机日益繁荣的是媒体噱头的空前火爆，不但选举成为媒体战，而且传媒业的发展推动了党派政治的堕落，以至于面对着“财政悬崖”，美国两党还在打嘴仗，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两房按揭破灭了，律师们却大赚其钱，制造业失败了，华尔街则大获全胜，最终国家和社会变成失败者，只有中间人、代理人阶层获利。

可见，当前西方社会遇到的问题，恰恰是由于其社会结构的内在弊端造成的，突出表现为：其一，国家建设方面的失败；其二，以“社会”名义出现的“中间人”、代理人阶层的独占。而高国债导致国家破产、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则是其鲜明表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恰恰由于其前提的盲视，无法看到目前危机的真正根源所在，而我们如果被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迷惑，也就会同样看不清世界和中国的形势。

今天，对于网购所引发的商业革命有所感触的人们都会意识到，马克思所说的抑制“中间人”利润所带来的生产力解放，这也令我们想到，20世纪初亨利·福特所提出的，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以使得工人可以买得起自己生产的小汽车的“福特主义”。但是，美国的金融垄断集团反对福特，反对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带动消费的福特方案，他们主张人们向银行贷款，以负债的方式促进消费的泡沫化发展道路，而后一条道路使利润归于银行家这个最大的“代理人”和“中间人”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