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而自信？（3）

当然，美国从金融、外贸、环境和外交等四个方面做文章，其目的之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全面否定中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否定中国发展的成就。概括起来说，美国今天的战略核心就是：在其硬实力不断下降的同时，转而通过掌握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扮演公平正义化身的形象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以其所谓巧实力和软实力来打击中国的硬实力。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

当今世界的发展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增强的同时，必须审时度势、从战略高度出发，切实增强全社会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以从根本上改变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手软、一手硬”的大问题——而在这个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以清醒的自觉，为宣传、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必须承认，恰恰是这一方面的既有工作成效十分令人惭愧。必须直言不讳指出：第一，马克思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的权威，曾经深刻地论述过信用与虚拟资本以及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马克思本人从没有反对把生产资料以金融的方式组织起来，从没有反对资本为劳动和劳动者服务，马克思一贯倡导破除金融和资本垄断、不断创新金融民主化、资本为劳动服务的道路，但是面对今天空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试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中可曾有人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振聋发聩地揭示金融危机的根源，国家重点扶持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可曾对当今世界和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作出了马克思那样的深刻揭示。毛泽东同志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曾经指出，经济学离开了哲学，就会成为“没有思想的经济学”，甚至流于统计；而哲学离开了经济学，就变成了教条和空话，这些话对于我们改造学风和文风，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第二，面对中国灿烂的历史、近代的屈辱、现代的复兴，中国可有李约瑟、宫崎市定那样的学者，以恢弘的视野和深刻的问题意识，提出并致力于回答“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何以走向衰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何以走向伟大复兴”这个根本命题。第三，面对中国持续发展和美国持续衰落的大趋势，建立在旧世界基础之上的旧的思想文化共识已不再适用，因此，只有立足于当今世界转变的现实，才能逐步建立起新的思想文化共识和普适价值，而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只有在积极参与制定新的世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确立——但我们今天可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与自信？可有这样的知识准备并开始付诸行动？

学术应该讲政治，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必须讲政治。而讲政治是指学术必须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目标，并深刻呼应当今世界和人类历史大转变这个政治背景。相反，我们的教学和研究长期存在着一种令人感到不满和忧虑的情况，并集中表现为形式主义泛滥。学风、文风败坏是当前最为严重的问题，而这就是最大的不讲政治，因为它掩盖了根本的问题——文化领导权的失落。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教学面临的根本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费缺乏，因为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了那些必须进行大规模基层调研的项目），其实是不需要大笔经费的。当然，这么讲绝不是反对给予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研究项目以国家资助，而是要在做出成果后，对那些确实引起社会反响、确实解决了问题的研究给予资助和奖励，但当前的机制却是相反。以行政下拨的方式运作大笔的科研经费，不仅效率不高，而且易生腐败，长此以往，只能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瓜分经费，而学者的精力都用在申请项目上、利用关系评奖邀虚名上，没有心思去做研究。

中央倡导要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这是面对危机和挑战作出的战略回应——但中国当前的研究和教学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时间紧迫、形势逼人，我们应该警醒起来。自省是形成自觉和建立自信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自省，就没有自觉。

相对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而言，美国的学术更关心天下兴亡，比我们更讲政治。而关心天下兴亡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真正的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古人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所以，要增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首先就要从自己做起，从对工作的自我批评做起，从改造学风与文风做起，从自省做起，甚至是从知耻做起，此所谓“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