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取向（4）

(2)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推进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凝聚全党共识，尤其重要。当前，特别是要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健全党内重大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

(3)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民主集中制教育，切实增强各级党委政府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要让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在整个党的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组织保障。要深刻总结党委政府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中的经验教训，防止“一言堂”、“家长制”以及消极分散现象。各级党委政府要密切联系实际，深入分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特别是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的不足，并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好贯彻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央要对各地党委政府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情况开展检查，对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推广，对坚持民主集中制存在严重问题的党政部门要认真整改。

三、跨越“卢梭陷阱”就要切实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卢梭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中隐含着对于利益集团政治的坚决反对。他说：“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下进行讨论时，公民之间就不会互相勾结，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也总是好的。但是，如果有人玩弄阴谋，形成了牺牲大众利益的小集团，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其成员来说就成了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了个别意志，这时候，我们可以说，就不再是有多少人就投多少票，而只能是有多少小集团就投多少票了。分歧固然是减少了，但结果却不是公意了。而且，只要这些小集团中有一个是强大到胜过所有的其他小集团，则你所得到的结果就不是小分歧的总和，而是唯一的分歧；这样一来，公意没有了，占上风的意见，是个别意见。”“因此，为了使公意更好地得到表达，就不能允许国家之中存在小集团，并让每个公民按照自己的想法表达他自己的意见。”[5](P33)利益集团政治带来的结果就是：公众的利益被小集团利益吞噬，公意往往会陷入小集团的陷阱。

1.卢梭陷阱在古希腊民主政治中就已经出现，历史相当悠久。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德谟斯提尼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分析民主体制存在的消极效果时，注意到了“富人团”政治问题。“富入团”是由官方组建起来的纳税人团体，由他们来支付规定金额的税收。起初，“富人团”在政治决策中不起什么作用，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后来，随着公民大会对富人团里的纳税人课以越来越重的税赋，纳税人就开始起来抗争。他们组织游说团，对作出危及他们利益的决策层进行施压。这样一来，他们就参与到政治中去了。他们是作为“富人团”的成员参政的，所以他们代表的是纳税人这一阶层的利益，不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德谟斯提尼指出：“雅典人，从前你们以富人团的形式来纳税，如今你们作为富人团来参政；每个富人团都有领头的演讲者，当副手的谋士，每个派别均有自己的吹鼓手。”[6](P319)富人团的成员收买了议事会的成员和“媒体人士”(即吹鼓手)，再与其他的团体进行协商，辩论和投票表决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正如法国政治学教授菲利普·内莫所言：“在这样的环境中，最终出台的决策根本就不会照顾到全体利益。组织有序的团体施加影响，出台的决策顾及的是自身的财政利益，损害的是集体和其他纳税人阶层。”[6](P320)

2.在西方国家，利益集团政治愈演愈烈，政党正在变成有限公司。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所决定，当代西方国家积聚了众多高度关注自身特殊利益的游说集团。2012年初美国学者斯蒂夫·科尔出版了一本名叫《私人帝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和美国力量》的著作。书中描述了埃克森美孚公司富可敌国的财富势力，以及公司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院外游说活动规模在华盛顿名列前茅，不仅在K街设有一个人员众多的办事处，而且还与大约20名前参议员、众议员、议员助手和其他一些人签有合同。说到K街，它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街区，又称为“游说一条街”，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民间组织、公关公司、国际总部等机构。在华盛顿注册、在K街工作的人员超过35000人。这些说客利用各种方式就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执行等，与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作口头或书面的交流，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默多克新闻集团也是K街上的骨干，它也通过游说以及大规模捐款等手段极力影响美国联邦政府的决策。从2001~2011年10年中，新闻集团花了5000万美元游说议员、政府组织等，不让美国的媒体监管机构以反垄断为名阻止他的媒体帝国在美国扩张。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政党已经变成了一个有限公司。2006年，英国议会政党资金特别委员会对政党的变化发出了如下警告：“维持了过去一个世纪之久的政党体系已经崩溃。党员资格不再有任何意义，政党越来越依赖私人捐款进行竞选。”[7](P220)因此，全球著名财经专家洛丽塔·纳波利奥尼在2011年明确指出：“政党群众性的降低使政党日趋衰弱，最终变成富人和拥有超凡魅力的政治家的玩物。”“政党这一政治机器越来越像一个银行或对冲基金，将从大多数中小股东处获得的收益交给了董事会。而董事会的成员除了获得贵族的称号外，还借此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条件。”[7](PP2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