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而自信？（5）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是如此，今天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也是如此。而“自由主义”方法的一个明显缺陷，便在于对“国家”的简单化的、非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所发生的“债务国家”这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基础上的，即国家以税收为抵押，把财政和金融权力让渡给一个垄断金融资产阶级，这种“债务国家”的政治形式，以1910年美联储的形成为重要标志，其实质是垄断金融集团支配国家并掠夺世界人民，国家沦为金融资本的工具。而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区域发展差异非常大的国家，本来就存在着各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如果不能把各种不同的阶层、地方和民族利益通过国家这个平台结合起来，那不但国家发展不好，而且还会导致四分五裂、军阀混战，这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深刻教训；所以，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国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取得的最了不起的成就，当然，这种经验也符合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的实际。列宁说，俄罗斯究竟能否发展，就取决于其国家建设的成败，即能否建设一个革命的、代表各民族和各阶级广大利益的国家平台，也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民主才能有效展开，这就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主旨。历史证明，列宁的论断是符合俄国实际、具有远见卓识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经验教训来看，国家建设、增强国家能力、提高治理效率，都是中国政治的强项，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保证，而不是阻碍。

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关于国家建设问题的著作《Nation Building》中指出，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最大缺陷，就是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失败，这个观点代表了他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其实，如果我们客观地去思考，就会发现，当前西方社会所陷入的深刻危机，十分鲜明地表现为“国家的失败”；其实质就是“债务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失败，更严格地说，目前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已经破产了，沦为了典型的“失败国家”（其中，日本国债是其GDP的200％，美国是100％，欧盟是80％）；当前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根本问题，首先是巨额国债压力下的国家破产、政府破产，而一个债台高筑的政府，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才是西方走向衰落的根源所在。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与自由对立起来，这从根本上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毕生追求自由，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最为典范的自由理论著作。但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无论康德还是马克思，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与今天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不同。自由是康德所说的一项“命令”，它使我们能够、乃至必须从“他人”的角度去展开思考，因此，所谓自由，也就是不仅为“我”，而是能够乃至必须为“他人”做些什么，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仅要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当作目的，实际上，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

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首先取决于这样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共识称之为自由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共识”不能建立在眼前利益的满足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自我中心论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对他人的包容、关怀，以及从“他人”的立场和视野来思考问题，乃至为他人服务的基础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个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著名的命题。康德说：如果从经验论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腾；如果从自我论的角度来说，人最大的悲哀，其实也不过就是“自己死了但钱还没花了”而已。可见，真正促使人类不屈不挠、乐观奋斗、顽强拼搏的理由，从根本上说，就既不是经验和功利主义、也不是自我中心论，而恰恰相反——从人类整体和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为他人、为后人而工作和创造着，尽管这种劳动和创造的成果是其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到的。正是由于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个人其实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为他人劳动和创造，所以，也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只有接纳和包容他人的视野，所谓“社会”才会存在，而这就是“使人成为人”的事物，这就是我们为之珍视和骄傲的“自由”。

康德在谈论人这个物种所独有的自由秉赋时说：“这种情形永远都是令人惊异的：以往的世代，仿佛只是为了后来世代的缘故而在进行着他们那艰辛的事业，以便为后者准备好这样的一个阶段，使之能够借以把大自然作为目标的那座建筑物造得更高；并且惟有到了最后一代，才能享有住进这所建筑物里面去的幸福，虽则他们一系列悠久的祖先都曾经（确实是无意地）为它辛勤劳动过，但他们的祖先们却没有可能分享自己所早已经准备过了的这份幸福。尽管这一点是如此之神秘，然而同时它又是如此之必然，只要我们一旦肯承认：有一类物种是具有理性的，并且作为有理性的生命类别，他们统统都是要死亡的，然而，这个物种却永不死亡、并且终将达到他们的秉赋的充分发展。”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