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要重建社会和市民社会,就需要人民民主——其核心是将简单的代议制、代表制,变成普通劳动者的参与制。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运动是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发展,因为它有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对巴黎公社是一小步,而对人类历史是一大步——巴黎公社把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由一项特权变成了一项劳动,政治和管理工作作为一项劳动,跟一般社会生产劳动没有区别。
当前,群众对干部腐败问题非常不满。有人提出通过给官员加薪来抑制腐败,但是这不切实际。在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中,一是以坚持和实践群众路线来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二是马克思和列宁首创的民主方略,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措施:必须在各级人大和党代会当中,不断增加普通劳动者、一线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以群众路线和普通劳动者的积极参与来破除代议制、代理制的僵化,以使代表制度不被权力和金钱所绑架,不被一个中间人—代理人阶层所独占、垄断。
同时,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更加清醒,西方发展方式的一个严重教训,就是提醒我们不能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而必须要保证产业的安全,这就包括按照国家产业发展的规律,对三大产业的比例进行合理的调控。尽管中国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必须注意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展保持在合理的比例,特别要防止虚拟经济和服务业比重过高。
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不是靠在媒体上喊口号以及娱乐演出来拉动的,也不是靠打官司诉讼以及炒地皮、炒股票来实现的。德国是当前西方表现最好的经济体,其工业产出占GDP的30%以上,这表明,没有一个坚定的实体经济和创新产业队伍,片面地发展服务业,最终造成一个“中间人”阶层的独占和垄断,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必然会导致不合理的经济—产业结构。
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人民群众最不满的,不仅仅是干部腐败,而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多次民调中,“两极分化”不断扩大被视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两极分化既包括干部问题,又不仅仅限于干部问题,目前证券业者、股市操纵者、不良律师、媒体制造的明星,他们的收入与一般老百姓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差别。作为代表和支配着着社会交往和商品交换法则的群体,他们也必须受到国家和人民的监督,收入也应该摊在阳光之下,并被更合理的税收调节制度所规范。经济改革的要害是财政和金融改革,财政改革的要害是税制的改革,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经济民主和我们真正需要的社会主义民主。
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波澜壮阔,历经千辛万苦,今天,中国伟大的事业,离不开千千万万年轻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往开来。对于广大年轻人来说,只有充分了解探索道路上的千辛万苦和曲折艰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感受“每一步”的来之不易,才能深刻地认同这条伟大道路;而只有自觉继承前人大无畏的历史首创精神,才能真正确立起我们的自信。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独创性的,这种独创性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六个字:“有计划,按比例”。其中,“有计划”是一切社会主义的“共性”,而“按比例”是中国的独创和中国特色的鲜明表现。
在当时的中国与世界,所谓“有计划”,也就是指在国民经济布局中有计划、跨越式地优先选择发展重工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选择的普遍道路。而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特色在于提出了“按比例”——即将国民经济划分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大部类,提出这三大部类之间必须“按比例”彼此促进、协调发展;同时,更进一步坚持:农业是三大部类的基础,只有粮食增产,才能为工业化提供原料和口粮,只有农民增收和扩大消费,才能反过来极大地促进并加速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如果只强调“有计划”,而忽视了“按比例”,那就会出现苏联、东欧那种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一边倒”,这不但会造成经济结构的不协调,而且对当时中国那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这样一条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也是很难走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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