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与唯物辩证法（2）

三、“胸中有数”——注重数量统计

在毛泽东看来，要达到全面性，就须使认识深入而不停止在表面，因为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3](P793)，结果弄出乱子。毛泽东认为克服表面性、达到全面性认识的具体道路是向实际做调查，这种调查不仅对实际情况的各个方面有具体的了解，而且对其还应有精确的数字统计。毛泽东对许多大政方针能正确决策的秘密在于他胸中有“数”，他把胸中有数列为一条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条方法的基本要求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2](P1442)。毛泽东提醒人们说，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2](P1442)。

毛泽东对数量统计的重视和运用，不仅表现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对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之进行阶级划分的具体政策上，表现在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分析中（如解放前夕对大工业占整个国民经济10%的比例的掌握等），尤其大量地表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活动过程中，因为军事活动中的“知己知彼”总是具体还原为对敌我双方的兵力、战斗力的精确了解，它来不得任何的粗略和模糊。如若敌情不明或暗于知己，就会导致部署不妥，导致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失误，进而导致在战役中的全军覆没或一败涂地。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著名的军事家，并能在他周围形成一大批智勇双全的军事天才，不仅在于他们勇于战斗，更在于他们精于数、长于谋、善于断。

四、“灵活性”和“计划性”——在流动中捕捉常住

计划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抽象产物，是人类智慧的静态凝结。计划尤其表明人类理性思维的清晰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它把对客观现实的把握、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对预期目标的实现三者紧紧糅合在一起。有计划的行动表明了人类高度的自觉能动性。

毛泽东素来反对办事无计划、不认真的自由主义态度，素来重视在行动之前制定和确定可行的计划。在毛泽东那里，计划一词大者可包括改造整个中国的总图样和总设计，中国革命战争的总的战略筹划；小者可包括一具体工作的布置，一具体会议召开的准备，一具体战役战斗的决策。毛泽东的计划性思想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质：把计划建筑在不断运动发展的客观的事变和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在高度注重计划性的同时又高度注重灵活性，并以灵活性为补充来使计划性得以稳妥实施和实现。

对计划性和灵活性的这种双重注重在毛泽东的军事活动过程中表露最为充分。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军事活动需要制订计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4](P495)。但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战争较别的社会现象更难令人捉摸，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流动性，计划性实施于战争较之实施于别的事业要困难得多，所以光有计划还不够，还应注意灵活性，注意“运用之妙”[4](P494)，而灵活性就是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地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战争的迅速流动，必定导致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的迅速流动，导致随时修改、变换或废止某一计划和方针，因此只有灵活运用既定的战略计划和方针才能适应多变的战争情况，牢牢掌握和驾驭战争的主动权，进而夺得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的计划性思想和灵活地运用计划的思想，体现了他善于从流动中把握常住即把握一运行系统的相对稳态，又从常住中、从事物的相对稳态中看到“数的流动”的思维辩证法；体现了他把握客观真理时思维的清晰性和具体性，从而告知了我们如何充分发挥富有理性的人类自身的这种优越性，达到在实际工作中的思维的具体，即善于把人类所特有的逻辑思维具体化为“计划”形态，以理性为指导去制定出各种具体方针、方案、方法和措施，使思维对客观对象的正确抽象和具体把握不再停留在模糊、混沌的表象中，也不停留在一般的理性认识阶段；同时又要做到使已经凝聚成为计划形态的思维不至于僵硬化而能与时俱进，能迅速跟上不断变化的外界客观情况，随时使原有工作计划得到修正，新的工作计划得到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