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与唯物辩证法（5）

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活生生的认识辩证法

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阶段，在这种基础上理出主要的矛盾并相应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工作方针和方法，再将其付诸实施，在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并且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他们既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社会认识形成的主体，他们的创造性活动推动着历史前进，因而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条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意义是，通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从中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制定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的现实根据，同时又善于把这种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变成广大群众的行动，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使这些方针政策得到实现的同时得到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P899)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在理论上与他著名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公式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相一致，完全符合认识发生、发展的辩证过程。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58年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得更加清楚：“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8](P358)

如果与现代控制论相比较，毛泽东的这种领导方法也是科学的。一个社会作为一个可控系统，该社会的领导集团把通过对社会信息的搜集和整理而制定出的政策输出，具体化为社会的行动，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又把在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效果作为信息反馈，通过鉴别、比较原定政策、预期目标与实践效果之间的统一或偏离程度，从而加强或修正原定政策，再到群众中去实施、执行，再通过反馈、鉴别和比较原定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统一程度。这种社会系统内部的信息有条不紊的交换和循环，会使社会领导机构不断减少影响决策得以正确进行的诸种偏离因素，使社会高层领导决策愈来愈精确，使整个社会自调节功能趋于优化，使社会系统保持在良性运行的轨道上。

由此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种被简化和浓缩了的语言，是一种决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有效程序，无论从哲学认识论角度还是从控制论角度看，它基本的东西都是正确的、科学的。

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乐观向上的行动哲理

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把人民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用之于中国社会的革命和建设，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毛泽东往往善于组织和调动千千万万的群众大军去革命、去建设，让他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毛泽东的秘诀何在呢？首要的是他能够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站在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工人阶级方面，捍卫工人及其同盟者农民的根本利益，顺应历史潮流，将他们组织起来，率领他们向压迫和剥削自己的阶级敌人、社会腐朽势力的代表者作坚决的斗争；当这种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成了新的国家的主人的时候，又组织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向更加适应他们利益实现的社会制度跨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6](P563)并处理好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认为，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要统筹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也要“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6](P726)，在发展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以做到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毛泽东一向关心群众的利益，倾听群众的呼声，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群众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养、病、死、聚、嫁，他都曾亲自过问。毛泽东常常批评那些不关心群众痛痒和疾苦的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者，批评那些脱离群众、轻视群众、高高在上的特权思想严重的人。他认为谁不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谁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谁要站在反对人民的立场上，最终必定被人民起来打倒。

当然，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它实际上是划分为阶级的。因此，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中总有先进的部分和落后的部分，他们对一种社会的事业总会持积极的、中性的、消极的等各种不同态度和行动。因此，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正是社会先进分子、革命事业的领导者所需要经常做到的。毛泽东历来认为，对于革命事业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故他主张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善于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也要善于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人。为了达到全体人民的团结，他主张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犯错误者的教育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对犯错误者的批评，使之改正错误，进而达到新的团结。即使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不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也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之改过自新。要而言之，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灌输“自觉”的因素，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方向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毛泽东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基础。在关心群众的利益和需要，解除群众困难的同时，从思想上提高群众中的先进者，教育其落后者，团结他们、促其进步，这就是毛泽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重要方法。

总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表明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充分相信，也表明了毛泽东乐观、豁达的精神信念和精神境界。这条方针启示革命事业的领导者，在任何时候只要能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会把事情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