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与唯物辩证法（3）

五、抓典型，“由点到面”——个别和一般关系的实际处理

以一定的计划草图作思想上的指导，办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以制定出新的政策，然后在面上普遍推行，这是毛泽东制定工作方针和政策并使之得以实行的一个常用方法。这种方法在信息交流不普遍发达的旧中国社会是一种较为先进的和切实可行的方法，在信息流通较发达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具体实行就是：抱着一定的目的，先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例如到某一个地方去“解剖麻雀”，调查该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政治态度、关心的问题等等，再制定出与此情况相适应的各种政策以实行之，并通过不断总结经验使之得以修正和提高、然后逐步推广于其它地区，将政策全面铺开。

在点上取得经验，制出政策，并在面上进行推广的做法，于毛泽东来说是十分娴熟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几乎屡屡使用此种方法来制定和实行政策，他不仅亲自深入社会基层抓过许多“点”，还树立过不少先进典型，这方面的情况由于人们都熟悉，在此就没有列举的必要了。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将此种由点到面的方法又称之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并揭明了“以点带面”的意义。他解释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1](P897)毛泽东这种制定政策和实行政策的工作方法，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了他有关个别和一般的哲学见解。

六、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波浪式前进

把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实际上也就是遵循事物本身的运动规律，实行波浪式推进工作的方法。因为将点上的经验在面上铺开，是一个循序渐进、波浪式的前进过程，它没有直线可走，也不会一蹴而就。例如土地革命战争之初，在中国封建军阀割据、白色政权分裂和混战的历史条件下，割据一地的小块红色政权未采取也不能采取分兵冒进政策，而是逐渐向四周扩展，将土地革命的经验和革命政权建设的经验向临近地域推广，以不断扩大红色根据地。又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为开展游击战争所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也是采取波浪式推进政策，最后形成了大片的解放区。

当然，波浪式前进不仅仅是以点带面，它的内容还包括有起有伏，高潮中间有低潮，向前推进时不可太慢，也不可太急。这正如毛泽东在一次关于规划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讲话中曾经谈及的：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多数地区需要三个冬春才能完成，“三个冬春就是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要歇一歇”，“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7](P476)。工作的推进之所以采取波浪式，不能过慢和过急，原因在于事物本身是矛盾着的，其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事物矛盾运动的发展往往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又是绝对的，它不断推动和打破事物的相对平衡状态和相对静止状态，使事物间断性地向前发展，因之其发展道路就呈现为“之”字形态。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就是揭明中国“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3](P155)，他率领中国革命者自觉地、顽强地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

“左”倾机会主义者之所以把革命引向失败，是因为不懂得波浪式前进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们把革命道路设计得笔直又笔直。土地革命时期，他们不愿意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运动，不愿做艰苦细致的革命工作，看不到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把希望寄托在大城市搞武装暴动、夺取全国政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上面，错误地命令弱小的红军去攻打那强敌占据的大城市，幻想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拒绝与国民党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够最大限度动员抗日力量抗击民族敌人，要保持革命力量的所谓“纯粹”，实行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策略。

与“左”倾机会主义的策略相反，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在自觉地掌握中国革命的“自由”这一基础上，领导中国的革命力量以持久的耐心走革命的“之”字道路，以不屈不挠的顽强努力，使中国的革命力量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曲折发展，最后摧垮了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也正是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道路上形成了毛泽东的波浪式前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