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国家（2）

二、民族国家发生深刻改变

在现在的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中，受到全球化冲击最大的当属国家。随着全球化的持续进行和不断深化，国家的构成要素、组织架构、运行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巨大的。从与民族相关的角度来考察，民族国家的深刻变化也是十分突出的。

国家这种政治现象既不神秘也不神圣，它不过是必须以社会方式生存和发展的人类所创造的管理社会的一种政治形式。当然，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这样的政治形式通过以有组织的暴力支撑的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管理而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群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但是，构成国家本质的，是那个在有组织的暴力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国家权力。国家一旦形成，就会根据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时也依循自身的规律而不断地变化。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态演变的过程。

今天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首先出现在西欧，是欧洲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形态。欧洲最早的国家形态是古希腊城邦国家，随后依次是罗马帝国、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西欧形成并显现其优势后，逐步扩展到北欧、南欧、北美，继而扩展到全世界。今天的世界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虽然民族国家的不足和缺陷日渐显现，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的政治形式或政治共同体的努力不仅日渐广泛并越来越有影响，但人类至今尚未找到一种替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治形式。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民族国家承继了王朝国家末期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国家主权和相应的制度机制，并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内容。但是，民族国家最核心和最本质的特性，是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即民族取得了国家的形式，国家具有了民族的内涵。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是通过民族(即国家的全体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实现的。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又是通过一套制度机制来保障的。所以，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一套制度机制。而这个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便是国族。正是这个国族支撑着民族国家的制度机制。“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框架，其制度内涵的形成、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依托于国族。没有一个强健的国族，民族国家就无法发挥其制度功能，只能是徒具形式，甚至形同虚设。”[11]

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机制及其民族国家世界体系逐渐完整且有效运行的情况下，民族国家的价值和规范普遍受到尊重。民族国家也努力维持自身的存在，持续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通过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管理机制维持国家的民族构成，防止民族群体的跨国流动对国家民族构成冲击。具体来说，主权机制通过体现国家主权的边界、进出境管理等方式，限制成规模的人口跨国流动。在这样的硬约束之下，跨国移民的人口有限，民族群体的跨国迁徙是不被允许的。二是努力维持国族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将国族建设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国家普遍弘扬主流文化，实施强化民族同化的政策，形成并保持着强大的同化能力，从而保持了国族的统一，进而巩固了国家认同。塞缪尔·亨廷顿描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就是这样的状况：“美国人成为一个民族，其成员享有平等权利，共有一个主要体现盎格鲁-新教精神的核心文化，忠于‘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原则”，“加强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10](P119)

当然，尽管移民受到限制，但发达国家内的移民人口也不少，并且在不断地累增。但是，这些移民并不会对移入国的民族构成和国家认同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移民中的相当多数对移入国充满了向往，甚至是为了实现某种梦想而移民的——移民美国的人口中的相当多数，都怀揣着一个美国梦。这些对移入国充满向往的人们，在移民前便形成了对移入国的文化、价值的认同，因此，他们移民后不仅认同于移入的国家本身，也认同于移入国的文化，他们不仅不会对移入国的国家认同构成挑战，也不会在移入国重建民族，进而对移入国的民族构成形成挑战。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化广泛而深入的推进，这一切都逐渐地也是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制度的变化。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主权的范围、主权转移、主权行使方式、主权性权利等，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引起一场民族国家主权观的讨论和争论。除此之外，全球化还深刻影响着民族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

在商品、资本、技术等深入到几乎每一个角落的全球性流动的同时，全球从事投资、生产和销售的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各种文化交往日渐频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各种实体间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展。而且，随着全球治理的形成，超越于民族国家的治理形式越来越突出，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机构纷纷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的流动在数量、质量、规模、范围方面都在快速地甚至是成倍地增长。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民族群体的人员的跨国族际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现象不仅出现于发达国家，也出现于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移入。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都必须面对一些新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等)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区别，但不同国家出现的问题大致是相同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规模增加的大量移民，无法构建起对移入国的认同。大量的移民之所以移入某个国家，是由于工作或生活的需要，与价值选择无关，并不存在对移入国的向往以及由此产生的预先的认同。而且，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与移入国主流社会的交往存在相当大的障碍，即使他们愿意融入移入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最终也难以达成目的。总体而言，这样的移民并不是归附者，只是定居者或旅居者。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大量移民已经无法像以前的移民那样，能够构建起对移入国的认同。

第二，在大量移民涌入的情况下，民族国家的同化能力受到了严峻挑战。通过对移民的同化而保持国族的统一，是民族国家重要的维持机制。但是，面对着大量增加的移民，而且其中的相当多数人是聚居的，民族国家的同化能力就显得捉襟见肘了。针对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亨廷顿说：“现在遇到大量移民，感到同化工作难做了”。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起，来美国的移民又增多，使如何同化的问题变得突出了。”[10](P152)

第三，新移民在移入国凝聚成族的现象逐渐凸显，新的民族建构现象日显突出。大量增加的移民难以融入移入国的社会和文化，因此，总是聚居在一起。聚居在一起的这些人，在按照原来方式生活的同时，也将母国的文化带到了新的聚居地，从而相互认同。当这样的结构渐趋稳定的时候，移民群体或“移民社群”的群体利益也日渐显现，进而形成了族群利益诉求和族性身份要求。随着群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有意识地挖掘母国文化和进一步凝聚群体就成为自觉的行动。当这样的群体被移入国的社会和政府当作族体来对待的时候，它们便显现为民族——“族”本来就是群的意思，当人们结成一个稳定的群体，他们便成了民族。

第四，日渐凸显的新族际政治的理论和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新民族群体的形成。在欧美一些由移民形成的群体激增的情况下，各种基于民族群体利益的族际政治理论纷纷呈现，各种民族建构运动也屡屡出现。在美国，“为了促进这种民族属性感复兴，众议员罗曼·普辛斯基于1970年提出‘民族研究法案’，主张授权政府为民族活动提供经费。”而且，“这一法案通过了而成为法令”。[10](P143)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不仅进一步凸显了民族群体的权益，也加快了民族群体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凝聚成族的进程。

随着这些现象的出现，尤其是这些现象日益深化和普遍化，就会导致对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具有显著和深远影响的两大后果：

一是国家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化。最早出现于欧洲的那些原生性民族国家，是为了解决王朝国家将国内居民凝聚为“民族”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民族与国家的二元对立问题才创建的，因此，其民族构成是单一的。那些在民族国家的影响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压力下采取民族国家制度的模仿性民族国家，由于是将既存的多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整合为民族而构建民族国家的，这些被整合在一起而成为国族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差异和界限仍然存在，而且这些群体在民族概念的运用范围扩大后也被认定为“民族”，所以，这些国家被从国家民族构成的角度划定为多民族国家。但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原生性的民族国家，由于上述情况的出现而逐渐“多民族化”了，成了“多民族”的国家；那些模仿性民族国家，原本就存在的多个民族共存的状况中，又增添了来自外部的复杂因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仍然保持单纯的民族构成，原来民族构成单一的国家都逐渐地演变为多民族国家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一族一国”的主张，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二是族际政治日益普遍化。“所谓族际政治，实际上就是族际间基于民族利益并诉诸政治权力的族际互动……族际政治也是民族共同体在族际关系中运用政治手段争取、实现和维护民族利益的过程。”[1]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多民族化”成为普遍现象，各个民族群体在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诉诸政治权力的族际互动日益频繁，不仅越来越日常化，而且对国家和社会影响的程度能够与政权政治、政党政权、集团政治等政治类型相提并论，从而凸显为一种具有特殊内涵的政治类型。

从目前的现实来看，上述这些情况主要出现和存在于美国和欧洲，但随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越来越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以及这些国家受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深化和广泛，这样的现象也逐渐在这些国家蔓延。因此，以上这些现象和问题在美欧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出现，只是早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