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国家（3）

三、国家认同面临严峻挑战

快速推进的全球化在深刻影响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的同时，也使今天的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国家认同问题。事实上，国家认同问题的凸显，正是全球化对民族和国家造成深刻影响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国家认同问题凸显，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着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在全球化中发生的深刻变化。

在国家认同问题日渐凸显的情况下，对国家认同问题的讨论不仅迅速升温，而且渐呈泛化的趋势。而一些研究者对于国家认同问题望文生义地任意拓展，已经使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偏离了问题本来的含义。于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许多讨论乃至争论，并不处于同一平台上，完全无法聚焦。因此，明确国家认同是特定情况、特定语境下的特定问题这一点，是进行该问题讨论的前提。

将“认同”与“国家”结合起来，在国家的层面上讨论国家认同问题，进而将国家认同作为重大的“问题”对待，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形成和研究直接相关。在开政治文化研究之先河的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看来，“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是政治文化中“体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不过，国家认同概念的形成和相关问题受到重视，则与鲁恂·W.派伊在1966年出版的《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提出的国家认同危机直接相关。派伊在该书中指出：在政治发展的诸多危机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危机是由认同感的获得引发的。一个新国家中的人民必须把他们的国家领土视为家园，他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个人，他们的人格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其按领土划界的国家的认同定义的。在大多数新国家中，传统的认同方式都是从部族或种姓集团转到族群和语言集团的，而这种方式是与更大的国家认同感相抵触的。”[12]](P81)于是，便产生国家认同危机。此后，“国家认同”便逐渐成为重要的描述概念和分析概念。

从“国家认同”概念的形成和最早使用来看，它所描述和分析的都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负面现象——现实生活中的“冲突”或“危机”，即国家认同问题。阿尔蒙德说：“用政治发展理论的语言来表示，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常常被称为‘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会对政治共同体“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13](P38～39)派伊将这样的问题界定为“认同危机”，亨廷顿则将其看作是会导致国家解体的根本问题。[10](P8～11)

国家认同问题首先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国家。但是，国家认同问题的凸显和普遍化，尤其是成为美欧老牌民族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则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变迁和族际关系复杂化直接相关，甚至就是这些变化的必然性后果。

首先，在日渐“多民族化”的国家中，国家认同越来越受到民族的挑战。最早提出国家认同问题的阿尔蒙德指出，国家认同问题是一种“集体忠诚冲突”——“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的目标发生冲突”。[13](P39)这个诊断虽然简要，却是一针见血的。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化”的国家来说，国家认同之所以成为问题，根源于某些民族群体(主要是少数民族或少数族裔群体)对国家的不认同，或者说，是由于民族群体的自身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形成了冲突。具体来说，这样的冲突的发生又有两种情形：

一是原有的非主体民族(少数民族)，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利益意识的觉醒和与国家、与其他民族的博弈能力的增强，进一步加强了内部认同，因而不可能在对国家的认同和对民族的认同问题上总是将国家认同置于优先地位。如果某个民族群体的民族意识过于旺盛，对国家或其他民族群体缺乏认同，或者民族群体的自身认同明显高于、强于对国家的认同，民族群体的自身认同就会产生一定的排他性，进而削弱或侵蚀业已存在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问题便随之出现。

二是新建构起来的民族群体虽然逐渐获得了民族的身份，但其所处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并不是由他们自主建立起来的，它们甚至都没有开展过维护该国家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因此，国家对它们来说显然是一种外在的存在。尽管他们从国家那里要求权利的时候并不拿自己当“外人”，但它们在认同于该国家政治共同体以及为该政治共同体付出代价的时候，它们也不见得一定会拿自己当“自己人”。对于他们来说，国家认同是建构起来的，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巩固和经受考验。对于这样的民族群体来说，在国家认同方面出现“问题”，往往是难以避免的。

其次，各种基于民族群体利益的族际政治理论严重侵蚀了国家认同。族际政治理论的形成，以族际政治的萌生为前提。但族际政治理论形成后，又加速了族际政治的发展，并在将族际政治凸显为一种常态化政治类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现今国外有影响的族际政治理论，不论是多元文化主义还是差异政治理论，都是首先产生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事实上，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欧美国家流行的族际政治理论，基本上都来自于西方，或者直接就是西方族际政治理论改头换面后的东西。这些流行的族际政治理论，包括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政治理论，都是建立在强调民族群体权利基础上的，都将民族群体的权利置于至上地位。因此，这些族际政治理论虽然在族际政治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但对国家认同来说，不仅没有裨益，而且是一种销蚀剂。在亨廷顿看来，它们都是解构性力量。针对美国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代表的族际政治理论的论者，亨廷顿说：“在他们看来，美国不是一个人人共享共同的文化、历史和信念的民族大家庭，而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聚合物，其中所处地位不是由共同的国家特性所界定，而是取决于自己属于哪个群体。持这种观点的人指责此前流行的美国熔炉理论或番茄汤理念，而争辩说美国是各不相同的民族镶嵌在一起的马赛克，或一盘沙拉。”[10](P119)而恰恰是这样的解构性力量，成为导致美国巴尔干化的重要因素。在美国，“鼓吹群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的运动，损害了美国的国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中心内容。”[10](P16～17)

最后，族性理论及族性的张扬，对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构成直接冲击。在绝大多数的族性理论中，族性都备受赞扬。在对族性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各种主张张扬族性的观点也纷纷出现。相对来说，理性分析族性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以及族性张扬与现实变化之间的理论，远不如张扬族性的主张来得有力、热情和冲动。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族性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动员理论。“因为族性是形成群体认同的基础进而会促进群体力量的内聚和群体认知与行动上的一致。”“族性能够将个体的、分散的力量汇集成群体的、集中的力量，而这恰恰是政治精英所希望得到的‘动员法宝’和煽动起运动的‘廉价成本’。”[14](P58)在多民族国家内民族意识趋于旺盛、民族的博弈能力增强和民族认同已经对国家认同构成挑战的情况下，族性张扬的理论和主张所产生的动员作用，往往在增强民族认同的同时，对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形成一定程度的直接挑战。这种挑战的程度，则取决于族际关系的状况和族性张扬的主张产生的动员效果。

多民族国家是多个民族群体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各个民族群体对国家的认同，是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统一和稳定的基础和必要前提。如果某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出现了问题，形成了严重的“集体忠诚冲突”。那么，该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动摇了，“全国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即它能否名正言顺地使人们服从，就成了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主义运动。”[13](P39)曾几何时，美国因为在治理国内民族问题方面的成功而被誉为“民族熔炉”。但是，就是这个公认的模范生，随着国家认同问题的弱化也出现了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以至于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塞缪尔·亨廷顿说：“倘若到2025年，美国还是跟2000年的美国一个样子，而不是成了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那倒是最大不过的意外了。”[10](P10)美国政治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具有潜在分裂作用”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使多民族的美国巴尔干化”，这种状况发展下去，“美国的社会就有面临解体的危险”。[15](P125，118，126)不仅美国如此，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国家认同问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这也许是这个时代对民族国家体制构成的最大威胁。

可是，今天却不是抛弃民族国家的时候。人类社会仍要采取国家这样的治理形式，民族国家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治理形式，人类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弱化国家认同而形成的对民族国家体制的冲击，将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有效治理，进而影响到全球治理，也必然会削减人类的福祉。

因此，在国家认同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家认同对于民族国家进而对于人类社会治理的意义，同时对那些有可能导致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受到侵蚀的因素，以及挑战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的思想和行动等，保持理性审慎的认识及必要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