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证途”也是社会管理改革“动员令”

准生证、户口本、毕业证、职业资格证、退休证……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端出满满一盒子的证件。　曹志伟及其19人团队历时半年，调研收集了103个与人生不同阶段相关的证件，并绘制了一幅“人在证途”的图表。“我们把每个证找回来就往墙上贴，最后发现都贴不下了。”曹志伟回忆制图的过程，他把自己老父亲的证都借过来了，动员了身边所有人“寻证”。（2月20日《第一财经日报》）

曾经有句笑话是，人是含着证来，抱着证走，挥一挥手留下一堆证书。证件时代，证书种类多得举不胜举，作为一种敲门砖，一个人要是没有证书，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比如就算怀胎十月，若没有生育证，就可能被强制引产；人死后要是没有火化证，可能就难以入土为安。至于驾车出行，如果忘了带驾驶证，都可能被按违法处理。当证件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之后，证件越来越多，管理方式也就越来越简单。

权力者若是为了方便社会治理，以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就会催生“证件依赖症”，并由此生出诸多乱象，比如2013年有媒体报道，中山大学校内一餐厅在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时，被要求出示其法定代表人中大校长的计划生育证明。这样的做法在现实中还有很多，还比如《甘肃省生产加工食品小作坊加工许可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卖馒头要办理许可证；而有的地方还规定入学要户籍证，如此种种不一而类。每一个证件的背后，其实都是一个行政许可项，如此也不难看出，行政许可项目之多，已经到了非改的地步。

数量上多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在于，每个证件的办理都有一个繁琐的过程。吐槽“公章旅行”的极端案例有很多，比如王梅与老公意外怀上第二胎，全家人一起行动办生育证，在老家和北京来回奔波盖了30多个红章，复印资料达50多页。备齐所有材料后，街道计生办要王梅找10位邻居开座谈会，邻居同意才能生。待拿到生育证时，胎儿已有七个月。还比如，武汉一名学生反映，助学贷款需要证明、申请等材料十几张，学校、院系、村委会、镇民政办公室、县民政局要逐个跑，共盖了26个公章。这样的折腾让部分同学办了一半索性放弃。这样的例子很多，几乎每个证件后面都有抱怨、委屈、愤怒和痛苦。103个“人在证途”的图表，其实是对证件背后的管理方式的控诉，以及加快改革的吁求。

行政改革的本质是社会管理方式的改革，是行政干预还是社会服务决定着最终的成效。“小政府，大服务”具体体现在证件上，就是证件的数量越来越少，而办证的效率要越来越高。虽然实现这一步殊为不易，却是必须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时下，新一轮政府自身改革，从行政审批和简政放权开始，应当是找准了改革的切入点，也符合了公众的诉求。不过其成效如何，“人在证途”的成色最具有证明力。什么时候，该办的证方便快捷，不该办的证不复存在，可办可不办的灵活机动，证件不再影响个人幸福指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就发生了质的递进。

如此可以说，“人在证途”也是社会管理改革“动员令”，唯有站在公众立场，感知其间冷暖，直面群体诉求，秉持以人为本，才能坚定自我改革和完善服务的决心，证件方能成为方便群众的工具，而非彰显权力威严和方便自己的手段。（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