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长痛不如短痛

当前经济决策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保持稳定的同时推进改革。如果像过去一样过度害怕增长减速和金融违约，那就无法真正推进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甚至可能变成一纸空文。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风险将持续累积，最终难逃一场巨大危机的宿命。但另一方面，假若我们过于轻视风险因素，盲目推进改革，则随时都有可能引爆金融危机。如何在推进改革与保持稳定之间求得平衡，考验的是决策者的政治魄力和政策技巧。

金融风险可能成为2014年的关键词。新年伊始，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与中诚信托产品的违约成为两大热门话题。美联储进一步减少债券购买，令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在阿根廷、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和泰国等新兴市场经济，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影子已经隐约可见。虽然中诚信托的“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终于在截止期前获得了解决，总规模接近12万亿元的信托产品的三分之一将在2014年到期，违约风险很可能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过去几年政府在推进结构改革方面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公众继续等待改革的耐心已经显著下降。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大多也只是一些激动人心的思路，比如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城镇化和上海自由贸易区等。对于具体的改革举措，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决策者在改革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系统性风险，但过度追求稳定也会有巨大的代价，合理的改革策略应该是接受短期、局部的不稳定换取长期的市场纪律、金融稳定和经济繁荣。

增长下行风险考验政府的增长底线

以短痛换长痛，向来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2013年GDP增长7.7%，CPI上升2.6%，应该算是达到了年初设定的宏观政策目标。但年中政府采取了一些定向宽松措施，包括四万亿元的城市轨道项目和房地产融资，才令GDP增速从第二季度的7.3%反弹到第三季度的7.8%。这主要是因为决策者把增长底线划在了7.2%，最近关于2014年的GDP增长目标的争论的核心是增长底线是否应该下调。

其实，政府设定硬性增长目标的做法与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以举国力量确保增长底线更不是市场经济的行为，增长目标应该是一个指导性而非指令性指标。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放弃了“保八”政策，但如果把增长底线定得过高，其结果也仅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减少而不是消灭经济波动。“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实质就是不愿接受调整的痛苦，过去我们一直希望通过保持高增长化解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但结构性矛盾却不断恶化。

2014年中国经济存在诸多增长下行的风险。比如，地方政府融资难度已经明显加大。最近官方审计发现地方债务规模已经达到17.9万亿元，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要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同时地方债的收益率也已经显著上升。再比如，总体金融环境将持续收紧。去年6月“钱荒”以来，市场利率一直处于相对高位，最近政府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央行在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可能会允许个别金融机构倒闭和个别金融产品违约，以加强市场纪律。另外，包括即将征收的房产税和治理雾霾的措施等等也都可能成为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因素。

目前增长底线定得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就业压力被人为夸大了。1998年刚刚提出增长“保八”的时候，劳动人口增长800万人，每年需要120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但现在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12年和2013年，劳动人口年均减少300万人，年新增就业机会200多万个。过去两年GDP增长率几度跌到7.5%以下，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如果在1998年8%是一个合理的底线的话，那么现在的增长底线应该远远低于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