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开启我们时代思想的当务之急 （3）

对所谓“形式的公平”的批判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批判”如何来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并具有怎样的意义。伦理学中有一种公平叫“形式的公平”，即无条件的公平。它可以这样来描述：如果要公平地分一个蛋糕，那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并同时指定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这样就能建立起一种公平，而且是形式的公平。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从今天的两百人中挑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他会怎样切呢？他一定是尽可能平均地切；因为只有这样，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时才能得到最大的一份，即二百分之一。没有可能更大，但有可能更小——只要他切得不平均。现在让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批判，我们会发现，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是需要前提的，这样的前提叫做“利己主义个人”和“原子个人”。只要具备这两个前提时，才能建立起这种公平。因此，在中国就难以设想这种公平能理所当然地建立起来。因为在中国，利己主义的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但原子个人却还未曾真正产生出来——西方的原子式个人是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而确立的，而不存在原子个人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真正钥匙。

既然这种公平具有前提，一定也有其限度。但凡这样的前提不具备时，此种公平的界限就显示出来。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家里分蛋糕会依照什么“形式的公平”来分吗？不会的。也许胃口大的就吃多一点，胃口小的就吃少一点，甚至这种不平均却被看成是公平，而且是真正的公平。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活动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利己主义个人，尤其不是原子个人，而是为特定的血缘纽带、伦理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成员。由此可见，我们一开始认为所谓形式的公平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我们通过批判的步骤却发现：实际上这种公平既需要一定的前提，又具有一定的界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二个例子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教科书式的表达来讲经济学的故事。开端处往往是一个猎人和一个渔夫。这意味着两个人生产不同的产品，而且是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终于有一天，猎人想吃鱼，而渔夫想吃野兔子，于是他们开始交换。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是任意交换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来交换的。这个比例关系说明什么？经济学家研究后发现，在一只野兔子和三条鱼之间包含着某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等量的抽象劳动。经济学家把这样的发现概括为一个规律，即等价交换。

这件事看来同样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马克思的批判说：经济学家先生们，你们搞错了，那两个人不是猎人和渔夫，而是两个现代资本家。马克思说得很正确，因为等价交换只是当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高度、发展到商品生产，才成为可能。猎人和渔夫，亦即在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怎样打交道呢？他们也许相互馈赠食物，也许用丛林法则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但他们绝不等价交换。因此，马克思的批判首先是澄清前提，即辨明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不是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而是商品生产及其特定阶段的结果。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澄清前提，而且为现代经济生活划定了历史的界限。简单地说来，这个界限意味着：现代经济生活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前提和限度的历史现象。因此，正像它曾经的历史生成一样，它也将在历史中归于灭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在于：通过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工作，把现代经济生活作为真正的历史现象来加以把握。

当前思想界面临的课题是什么？

由此可见，批判的方法对于开启思想来说多么重要。它最坚决地拒绝外部反思，它要求使我们的思想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本身中去。正像一切历史的事物有其前提与界限一样，所有的观点、学说等等也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与界限中生成并作为其理论表现的。因此，由批判方法来开启我们的思想，一方面要求我们深入于社会的现实中去，另一方面要求使我们学来的知识成为批判的。当前中国面临着许多非常重大的课题，这些课题的解答确实需要我们虚心而持久的对外学习。中国自近代以来，为了现代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可以说一直是殚精竭力地对外学习，向一切可能的先进学习，我想这一点始终是重要的。但是这样一些知识的占有，在今天必须要成为批判的和能思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仅仅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就既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筹划中国的未来。

总而言之，回到开首，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