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库为深化改革提供动力支持

对话背景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正逐渐显现其影响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且为其拓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同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新阶段的中国，为中国智库的发展同样提供了肥沃土壤，智库已经融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之中，成为中国政策决策体制的一部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

中国智库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应担负起什么样的重任？如何建设高质量、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相关话题专访了于今。

中国青年报：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如何把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

于今：当前，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的难题和发展的瓶颈，智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研究机构规模大、数量众多，但多数局限在执政党和学术层面，对国家起重要作用的智库，不管是影响力，还是竞争力等，都跟发达国家智库存在很大差距，政府和社会对智库的认可度也较低。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中国智库的发展。

2013年4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参加教育部举行的“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中国青年报：中国智库为《决定》的形成作了哪些贡献？

于今：在《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的“征求意见”过程中，中国智库为丰富《决定》的内容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写入《决定》的“探索实行官邸制”就是其中之一。2010年，《国家智库》第二期独家刊发了汪玉凯题为《“官邸制”：深化政府改革的题中之义》的署名智库报告，引起了高层关注。2013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设立了“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的重点研究课题，该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为课题负责人，并撰写了“建立中国特色‘官邸制’的建议”，于当年7月上报中央。

此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中国经济50人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等中国智库机构，均形成了有关改革的方案与建议的科研成果，或报送中央有关部门，或在媒体公开发布以图影响民众、影响决策。

中国青年报：《决定》提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这对建设中国的思想市场、发展中国智库产业有何积极作用？

于今：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不仅包括实物性服务、执行性服务等，还包括发展规划、服务咨询、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软性服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购买软性服务的数量会逐渐增多。

智库提供的研究、咨询、规划等服务将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点内容。这就需要建立思想市场，健全竞争机制，发展智库产业，促进智库的公平竞争。

中国青年报：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与西方国家智库的发展相比，差距何在？

于今：智库按照不同的角度，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如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等，综合性智库、专业性智库等，全球智库、地区性智库等。美国的兰德公司在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内是著名的半官方智库，曾经有90%以上的经费来源于政府合同，并且主要是美国军方和国防部。

中国智库大多数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如各级社科院、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党校、行政学院以及高校的各类研究院所等，其经费大多是财政拨款，其研究课题主要是上级机构下达的，或者是从上级机构列出的课题中选择的，属于论证当前主题和解释政策的多一些。

中国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智库有其优缺点：优点是有政府部门支持，经费稳定，信息来源有一定的优势（有些资料是民间拿不到的），但也有重要的缺陷，依托性过强，缺乏独立性，其观点、立场有明显的倾向性，难以客观地看待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容易产生学术蛀虫。

今年年初，在联合国总部、中国上海以及世界21个城市同时发布的第七份《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家，较2012年6603家略有增加。其中，北美洲1984家，欧洲1818家，亚洲1201家。从国家看，美国智库数量最多，有1828家；中国以426家排名第二；英国排名第三，有287家。在按规模、能量与贡献的排名中，进入全球智库前100名的中国智库仅有6家。这说明，中国的智库建设急需加强，建设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对政府有巨大影响力的智库机构更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