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 （2）

二、乌克兰面临的认同危机

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它不仅要有基于民族本身的历史宗教语言的文化认同，也要有对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经历一个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由于社会转型本身就是打破原有社会结构、政治和经济制度，重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过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冲击原来的体系。影响国家认同的各种基本要素在这个过程自然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国家认同[5]。因此，本文中对乌克兰国家认同问题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族群文化认同和民主认同。

独立以来，乌克兰社会一直存在着国家认同差异。这种认同差异在政治家的激烈言行的动员下演化成为国家认同危机，并成为影响乌克兰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因素，最直接和最明显地表现是对乌克兰国家利益的认同，即“什么是乌克兰的国家利益”。民族国家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导致乌克兰出现社会分裂和民族矛盾。在2004年乌克兰的总统大选中，两位候选人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引发了乌克兰东西部选民的对立和冲突，并最终演化为激烈的街头斗争。在2010年总统大选前许多乌克兰国内政治分析人士曾认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应当是影响乌克兰选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但是计票结果显示，俄罗斯族占多数的州都支持亚努科维奇，而乌克兰族占绝对多数的州则都支持季莫申科。可见，乌克兰国内缺乏以民族国家利益为目标的统一的国家性政党，主要政党实际上已经沦为地区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影响选民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民族性和地域性因素。选举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政党政治主张的差异，实质上是乌克兰国内潜在的国家认同危机。同样，在2010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优惠天然气换取黑海舰队基地续约协议后，来自乌克兰东部的民众拥堵在议会外表达支持，而来自西部的民众则在政府大楼前表达抗议和不满。乌克兰首位总统克拉夫丘克认为：乌克兰虽然获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但是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因此要想保护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必须首先要解决国家认同问题[6]。

　　(一)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危机

关于“文化认同”，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7]。独立并不意味着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乌克兰曾经的统治者都对乌克兰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原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在乌克兰至今尚未完全消失，在乌克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也由此而来。尽管乌克兰语言和文化一直存在，但是已经基本上被“俄罗斯化”。有人甚至把乌克兰称为“区域国家”，意指它在种族、语言、宗教和社会经济上，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了永远的区域性裂痕[8]。

首先，如何真实地还原乌克兰历史及认识族群认同危机。围绕如何重新认识乌克兰历史的问题，在乌克兰社会和历史学界产生的争论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深层次上是如何认识乌克兰过去的问题，这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历史的重新评价。以乌克兰人的视角来考察乌克兰文化和历史，特别是俄罗斯统治乌克兰时期的历史，对于乌克兰国家认同的构建尤为重要。

在近代，大俄罗斯主义一向坚持从喀尔巴阡地区到太平洋区域内居住着操同一俄语、具有同样历史传统的、统一的俄罗斯人学说。约在12~13世纪，“乌克兰”(本意为“边区”)一词开始使用，随后，这一称谓逐步扩大到今天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并以这一称谓为纽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然而，乌克兰当时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存在，却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不存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土地分别被划入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版图，乌克兰人成为一个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1648年，乌克兰人民在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率领下起义，反对波兰的统治。为了获得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帮助，赫梅利尼茨基多次表示愿意服从沙俄的领导。1654年3月，双方签订了《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基本条约》，亦称《三月条约》。与俄罗斯的结盟也成为乌克兰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乌克兰历史发展的轨迹由此转向了俄罗斯。此后200年间，沙俄一直牢牢控制着乌克兰。俄罗斯的沙皇彼得大帝在乌克兰全面推行俄罗斯化的殖民政策，按照俄罗斯的社会模式、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重新构建乌社会结构。沙俄用刚柔并济的办法，同化了乌上层统治阶级，确立俄语的官方地位，把乌克兰语贬为“乡巴佬”语言，禁止乌克兰文书籍和教科书的出版，强制乌克兰人抛弃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传统。1917年，沙俄爆发了“二月革命”，帝国瞬间解体，但随后成立的苏联政权继承了沙俄在乌克兰的一切权力。

乌克兰从属于沙皇俄国比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历史更长，而在沙皇俄国，乌克兰史形同禁学。研究所谓“南俄历史”无偏见的学者，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全都遭到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的沙皇当局的怀疑和迫害。苏联继承沙皇俄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论”，将它改为“统一而牢不可破的联盟”，以“俄罗斯救星论”和“美化大俄沙文主义”，推行史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方针。20世纪20年代末起，苏联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开展了反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依靠政治高压建立了官方的乌克兰史学。乌克兰史学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其代表人物被打成“民族沙文主义者”。这类意识形态的整肃，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反复进行，许多乌克兰史学家受到谴责，罪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指民族分裂主义。这种政策在苏联史学界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和乌克兰的独立标志着苏联官方修正史的终结，但乌克兰史学政治化的后果异常严重，至今影响尚存。

在1991年乌克兰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时，乌克兰民族的概念其实远未成熟，更不要说国家认同感。乌克兰某些领导人重新启动对乌克兰历史，特别是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历史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打开了乌克兰历史中沉寂多年的历史文化矛盾的潘多拉盒子。围绕如何重新评价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苏联时期出现的大饥荒和大清洗运动等历史问题，俄罗斯与乌克兰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乌克兰政府和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而俄罗斯政府拒绝承认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指出当时包括伏尔加河流域在内的俄罗斯很多地方也发生了饥荒；这是一场悲剧，没有针对哪个民族的预谋。2003年，俄罗斯外交部代表卡梅宁也曾在联合国第58届全体会议上表明了俄政府的立场。卡梅宁指出，俄罗斯政府认为，1932~1933年乌克兰发生的是大饥荒，而不是“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悲剧”。尤先科总统上台后，积极推进对苏联时期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的历史清算。2006年11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承认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为种族灭绝行为，从而再一次唤起人们对发生在73年前的那一悲惨事件的痛苦记忆。其实乌克兰社会内部对于大饥荒的评价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部分亲俄罗斯的议员认为该决议会招致俄方的不满。在这个决议的投票中，有450个席位的乌克兰议会中，只有234人参加了投票，勉强超过半数。最终该决议以233票赞成，1票反对获得通过。很多议员在这一敏感问题上选择了回避和沉默。尤先科总统在2010年卸任前授予乌克兰有争议的著名历史人物斯捷潘·班杰拉乌克兰英雄称号也是引发乌克兰东西部选民矛盾的一个导火索。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俄罗斯把斯捷潘·班杰拉称为叛徒和恐怖分子，但乌克兰西部认为，班杰拉是反抗苏共统治，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民族英雄[9]。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亚努科维奇就表示，尤先科应是整个乌克兰的总统，而不应是乌克兰一个地区的总统。尤先科的举动无助统一，将进一步造成乌克兰分裂。重新研究这些历史不仅让今天俄乌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而且也在乌克兰社会上造成新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其次，特殊的分裂历史造就了乌克兰特殊的宗教文化环境。民族宗教是在某种特定的族群社会传统中产生的，特定的社会群体决定了特定的宗教生活。民族认同大都以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作为基础，宗教认同作为民族共同文化心理构成的主要层面，无疑是民族认同的文化信仰基础，它们共同组成为国家认同的合法性文化资源。宗教渗透于它所在族群的政治、法律、经济和道德生活之中，并相应地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目前，乌克兰主要的宗教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东正教信徒约占人口85%的比例，天主教约占10%，其他的还包括浸礼教、犹太教和马蒙教等。历史上，乌克兰曾经长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东正教会，即听命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服从于拜占庭教皇的乌克兰东正教。东正教信仰是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17世纪中叶，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控制乌克兰，强迫乌克兰推行“天主教化”，压制和迫害东正教会和信徒，引起乌克兰下层民众和哥萨克骑士的强烈不满，他们发起反抗，并且寻求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的支持和保护，终于使得乌克兰主要领土于1654年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乌克兰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瓜分，一些地区曾经被不同的外族政权统治，因此很难说乌克兰有一部在时间和地理上都完整的历史。

14世纪中叶，立陶宛公国吞并了南罗斯，即现今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使基辅东正教总教区与俄国的总教区分离，而臣服于拜占庭教皇，这就是乌克兰东正教。1448年俄罗斯东正教拒绝服从拜占庭牧首而宣告独立，这样在乌克兰就存在服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服从于教皇的乌克兰东正教。1654年东乌克兰划归俄国后，乌克兰东正教的基辅主教又逐步脱离拜占庭，于1686年臣服于莫斯科主教。20世纪初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成为依附于苏维埃制度而独立于梵蒂冈的宗教。进入80年代末，随着乌克兰争取独立步伐的加快，被禁止和处于地下的乌克兰自主正教重新开始活动。1990年10月乌克兰自主正教教会牧首姆斯季斯拉夫宣布乌克兰自主正教独立于莫斯科东正教牧首。这样在乌克兰，东正教又分为忠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宗教礼仪使用俄语，而乌克兰自主正教的宗教礼仪则使用乌克兰语。两个东正教教派分裂时，曾就如何划分东正教教堂和财产发生争执。但在1992年中期，乌克兰东正教会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合并，成立了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到了尤先科总统执政时期，这个问题在2008年又被重新提出。

在颜色革命后上台的尤先科总统积极推进乌克兰宗教文化的“去俄罗斯化”和“脱俄入欧”运动。2008年，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借纪念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教1020周年之机，正式向东正教名义上的最高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BarthlomewI)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而独立。其目的是要从文化和精神上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历史渊源，重要性绝不亚于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动作。尤先科公开要求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表明乌克兰“脱俄入欧”过程正在从政治向精神文化层次演变，准备以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密切宗教关系，来促成最后的“去俄罗斯化”。乌克兰的宗教认同差异虽不是对抗性的，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导致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但人为地制造宗教认同的分裂实际上强化了乌克兰社会族群认同的差异。

最后，语言政策改革引发的族群矛盾。原苏联国家在获得国家主权独立之后，积极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维护自己的民族特征、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的努力是可以被尊重和理解的。但语言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产生和形成有其特殊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在这些国家里完全取消俄语的使用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