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 （3）

独立前乌克兰学校的教学以俄语为主(占90%)，乌克兰语教学只占10%，当时苏联的政策使乌克兰语遭到不公平的对待。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于1989年制定了语言法，规定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政府提供条件保证俄语和其他语言的使用。当时苏共中央非常反对，乌克兰经过努力争取才得以通过，这部法律为乌克兰争取到了很大利益。乌克兰独立后，从1992年起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规定乌克兰语为乌克兰的国语，补充了乌克兰语在应用方面的条款。这个修订案虽经议会多次讨论，但直到颜色革命后的2006年才获得通过。独立以后的乌克兰政府积极推进乌克兰语的使用，逐渐把俄语挤压出该国的教育系统和政府与国家媒体之外，具体数据见表1。

　表1乌克兰中学中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学校的比重%

　　数据来源：转引自俄罗斯国际人文政策政治研究所乌克兰分所根据乌克兰科学与教育部数据研究得出的成果[10]。

近年来乌克兰语面临来自俄语、英语的冲击，因此政府特别重视和加强乌克兰语的规范工作。截至2008年的数据，乌克兰全国有21500所学校，其中大多数使用乌克兰语教学(69.7%)，有大约1305所学校用俄语教学，还有2000多所学校用乌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乌克兰的学校里共有乌克兰语及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鞑靼语、希腊语等18种教学语言)[11]。乌克兰政府在许多公共生活领域推行乌克兰语和文化的同化政策，以消除沙皇俄国和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化政策影响，以及一些西乌克兰地区的波兰化和罗马尼亚化影响。大多数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国民以俄语为母语，俄语是全乌克兰中最通行的第二语言。不过，乌克兰中部和西部使用俄语的情况远不如东部和南部。现在俄语应否成为乌克兰的第二种官方语言仍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因为俄语至今并不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在乌克兰说俄语者仍然不在少数[12]。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讲俄语的俄罗斯族裔和以俄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乌克兰人十分不满政府强行推广乌克兰语的政策，特别是在政府在逐渐减少对俄语教育的支持，以及限制俄语媒体在乌克兰的播出政策。

俄语应否成为乌克兰的第二种官方语言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每当乌克兰举行选举时，很多政客都承诺把俄语定为第二种官方语言；但是选举过后，这些承诺往往又被政治家们选择性的遗忘。尤先科执政时期实行的激进和强硬的语言政策造成乌克兰中部、东部和南部讲俄语居民的不满，进而招致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裔选民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抵触和矛盾。“颜色革命”之后，乌克兰政府要求人们必须学习乌克兰语。现在学校同教师都订有合同，要求教师用乌克兰语讲课，否则可能被解聘。乌克兰的实践显示，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并不一定必须实行单一的国家语言政策，强制推行单一的主体民族国家语言政策反而有可能扩大族群之间的认同差距，不利于同一的国家认同构建。

综上所述，乌克兰在历史、宗教和语言等问题的认同差异具有很大的地域性特点。乌克兰东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别。东部地区的居民讲俄语居多，信奉东正教，在经济上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在情感上更加倾向于俄罗斯。而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要讲乌克兰语，多信奉天主教，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对俄罗斯统治的历史有着很深的敌意。这种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因此也传导到国家未来发展道路和对外关系问题上来。乌克兰人对苏联和俄罗斯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乌克兰国家认同差异衡量的指标。根据乌克兰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乌克兰东部81%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友好国家，乌克兰中部66.9%的受访者和南部46%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友好国家，而乌克兰西部55%的受访者则认为俄罗斯是敌对国家[13]。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开始奉行乌克兰化政策，迫切地希望实现从大俄罗斯民族文化到乌克兰民族文化的转变，从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多方面重新构建民族国家的认同。乌克兰化政策是对历史上的外来政权强加给乌克兰社会的非乌克兰特征的矫正，主要内容包括对乌克兰历史的重新研究和强制推广乌克兰语言文化等。“去俄罗斯化”本身就是“乌克兰化”的代名词，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族群之间的认同矛盾。

(二)地区分化和社会分层引起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

乌克兰社会转型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多元化日趋明显。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乌克兰社会出现新的地区分化和社会分层。20世纪90年代广泛的私有化后果是，金融工业寡头控制了乌克兰主要经济命脉。有别于俄罗斯的是，乌克兰的金融工业集团对乌克兰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能力更加严重，而官僚集团和强力部门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根据乌克兰顶级商业杂志《记者》2008年6月2日的报道，乌克兰最富有的50个金融工业寡头的资产总值已经达到112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预算的两倍。这些金融寡头不仅控制着乌克兰经济命脉，而且还直接决定着乌克兰议会中各个党派的命运。他们通过资助乌克兰主要政党，或者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来影响乌克兰的内政和外交。金融工业寡头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集团：顿涅茨克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顿巴斯集团。目前顿涅茨克集团在政治上更倾斜于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与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保持距离，而顿涅茨克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顿巴斯集团由于自身在经济上与俄罗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倾向于与俄罗斯发展更加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乌克兰全国人口为4800万，大体上以第聂伯河为界，分为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东乌克兰毗邻俄罗斯，人口3200万，主要经济支柱是工业，经济比较发达；而在第聂伯河以西的西乌克兰毗邻欧盟，人口1600万，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经济比较落后。1999年，从俄罗斯经济有起色以来，与俄罗斯一体化程度相当高的东乌克兰地区也恢复了经济活力。相反，西乌克兰地区经济起色不大。乌经济东、西部发展失衡，东部要求密切与俄合作，而西部希望尽快融入欧洲。乌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俄罗斯和欧盟，传统优势出口商品是冶金、化工、机械、军工产品，而这些工业基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仅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占乌全国的60%~70%。此外，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所依赖的能源大部分来自俄罗斯。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主要是波兰等国，但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后，乌西部地区被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每年因此损失数亿美元的外贸收入。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地缘性决定，前者要求密切与俄的合作，而后者希望尽快融入欧洲。

经济利益决定了东西部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而且这一因素今后还会更加突出。市场经济发展内在地要求单位化调控体系逐步让位给社会化调控体系，各种阶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出现利益分配上的争夺与对抗。传统的乌克兰社会分层出现严重的分化，各种社会阶层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同也从模糊统一到清晰分化。不同的历史记忆及政治、外交上的多元化倾向成为乌政局动荡的根源。基于利益和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形成了国内林林总总、数目繁杂的次国家组织和团体，他们即使不寻求独立，也对国家认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乌克兰社会对于国家民主建设以及未来发展道路认识的分化是国家认同危机扩大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国家构建中的民主危机

乌克兰在社会转轨过程中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但是受制于历史传统、法律监管缺位、公民社会力量薄弱以及过于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的影响，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真正有效地运行起高效廉洁的政府和政党政治。

首先，频繁爆发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降低了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威信和合法性。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曾经在2005年2月议会中指出：“源自高层的腐败曾一直是乌克兰的头号问题。”[14]根据透明国际组织的报告，乌克兰从2000年到2005年期间一直是腐败指数居高不下的国家。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所2004年报告，乌克兰的反腐败指数从1996年的26.7%下降到2004年的18.7%，这说明库奇马执政时期的乌克兰腐败情况出现了恶化[15]。目前已经被公开的案例就有直接指向曾担任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腐败案和曾经担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的谋杀案。乌克兰检方在1998年指控乌克兰前总理拉扎连科利用职权侵吞了上亿美元的乌克兰国有资产。1999年，美国当局应瑞士和乌克兰的要求，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将他逮捕。2000年6月，美国政府以通过美国银行洗钱、勒索、欺诈和转移盗窃财产等罪名对拉扎连科提起诉讼。200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联邦地区法院以洗钱、欺诈和勒索等罪名，判处拉扎连科9年监禁，并处以1000万美元罚金。2000年11月，以批评政府高层腐败问题而著称的乌克兰著名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突然遇害。随后，舆论纷纷指责时任乌总统的列昂尼德·库奇马与此案有关。乌克兰社会党领袖莫罗兹宣布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就是“贡加泽案”的幕后主谋。

莫罗兹称，国家警卫局军官米科拉·梅尔尼琴科向他提供了自己秘密录下的库奇马在1998~2000年间在自己办公室内的数百小时谈话内容的录音带。在这些录音带中有库奇马总统、总统办公厅主任利特温和内务部长克拉夫钦科三人的谈话，上面记录了当时他们正在秘密商议除掉贡加泽的办法。在贡加泽遇害两周年之际的2002年，乌克兰反对派再次组织大规模的“乌克兰不要库奇马”运动，要求库奇马下台。虽然库奇马成功克服了有关针对他本人的各种腐败指责，但腐败丑闻严重降低了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威信和合法性，更降低了普通居民对于乌克兰宪政民主制度的信任。政治腐败会削弱政府的行政体系，降低行政能力，并损害国家、公众的利益，败坏政府形象，失去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最终破坏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合法性基础，成为诱发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一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经济转轨和政治发展，政府往往会选择扩展权威，加强对市场的干预，以开辟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但这样容易导致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从而为政治腐败陡然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其次，处于转轨过程中的新兴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摸索和适应的过程中，需要把外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本土文化和传统加以结合。处于社会转轨中的多民族国家如果不能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达成广泛的共识，就很可能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16]。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纯粹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地域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不是人们所说的政治文明，它只涉及政治社会成员对政治的取向因素[17]。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政治文化可以是高度一致的，也可能是两极分化的，甚至是多级分化的。乌克兰社会目前就处在两极化的边缘，在国内政治体系的安排和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上有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在两极分化的政治社会中，大多数公民处于极端的两头。在这种文化中，政治领导人的任何政策建议都将招致相当部分公民的不快，整个社会往往处于不断的纷争之中，并且很可能走向政治上的分裂。处在转轨过程中的新兴民族国家采取的政治结构准则往往选择参与型的，而其政治文化却是地域型的。从地域型文化向参与型文化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打破地域体系，在这种参与过程中形成建设性的利益集团。移植过来的民主要在一个陌生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结果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政党竞争制度、广泛的民众参与。简而言之，就是建立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政党制度。由于目前的乌克兰国内政治文化处于动荡时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在一起，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等这些政治文化外在的表现都处于混乱状态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严重分裂里，身处不同亚文化社群中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观处于分散和游离的状态之中，因此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人们习惯于处理垂直的或纵向的关系，而不善于处理独立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导致现代的社会政治组织难以形成。面对突如其来的以追求个人平等、自由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民主选举制，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在乌克兰2004年和2010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在完善民主政治和经济政策上大同小异，争论和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问题，这使得选民对于候选人的偏好更多地来源于历史文化认同，来源于对候选人是否是“自己人”的认定。各个政党、团体或个人在利益、权力的驱使下，必然展开对权力的争夺，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规范的约束，这使不少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行为不受约束，或约束很少。人们无所不为，政治斗争处于失控状态，未能在法律框架下有序进行，从而容易达到尖锐的程度，引发街头政治、暴力冲突、流血斗争，使政权处于动荡之中。2007年4月，当时的总统尤先科和总理亚努科维奇之间围绕国家行政权力划分发生纠纷。尤先科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议会多数派拒绝解散，导致乌克兰政治陷入僵局。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不断升级，在总统和总理互相指责的同时，两派的上万名支持者冲上街头，进行大规模集会和抗议。相持不下的局势使乌克兰几乎处在暴力冲突的边缘。

围绕是否应该加入北约问题，乌克兰社会也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以尤先科为首的政治力量积极主张加入北约，拒绝让俄罗斯继续租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黑海舰队基地。而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政治力量则不赞同加入北约，并且不反对俄罗斯继续租用乌克兰的港口作为其黑海舰队的基地。两派政治力量围绕是否加入北约和黑海舰队基地问题的争论直接导致激烈的街头斗争。2006年5月，尤先科执政时期的乌克兰政府未经议会批准，允许参加北约“海上微风2006”联合军演的美军船只和军事专家进入克里米亚半岛，遭到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当地居民不仅连续数日封锁港口，阻止美军船只卸运军用物资，还在美军专家下榻的乌国防部疗养院门口举行示威活动，阻止其前往演习地点。两周后，美军只得在抗议声中撤离克里米亚，军演亦被迫取消。2010年4月，亚努科维奇执政后，俄乌两国迅速达成的延长俄黑海舰队在乌境内驻留期协议，同样在乌克兰国内引起强烈反应：数千名反对该协议的示威者集会抗议，反对派抨击亚努科维奇“出卖国家主权”，违背宪法，甚至扬言弹劾总统。如此的事例在乌克兰独立以来的短暂历史中数不胜数，可见如不能在乌克兰形成和培养起同一的政治文化，将十分不利于实现民主认同的建立和国家政治稳定。由于不能克服地域型的政治文化，参与型的政治准则被地区利益和族群利益绑架，因此导致在现代国家重建过程中，乌克兰政党之间的竞争也就演变为族际认同和区域认同问题。

乌克兰在民主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具体表现在新生的民主制度固化过程中的困难。政府更迭频繁、腐败、寡头干政和街头斗争不断困扰着乌克兰社会。各种政治派别围绕政治改革、权力分配、组阁、选举问题的争斗经常陷入僵局，进而演化成为街头斗争和革命，这种民主国家构建的危机直接导致了乌克兰独立以来政局动荡。民主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民族和地区之间矛盾升级，进而导致从民主政治问题蔓延到社会民族之间在历史、现实问题上争论，民主认同危机也就演化为民族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