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成本：这道计算题该如何算? （3）

农民进城是“分蛋糕”更是“做蛋糕”

每一个农民变身为市民，政府就要投入13万元，每年一次性投入就高达6500亿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吗?有网友指出，单是北京治霾就投了7600个亿，这点钱对政府来说真的不算多。中国社科院相关课题组也认为，以目前的财政收入水平，地方政府完全可以承担。

然而“可以承担”并不意味着“愿意承担”，否则就不会有农民工在城市里沦为“二等公民”了。对城市执政者而言，无论是否乐见，农民进城都是大势所趋，这些进城的农民要吃喝拉撒，要逐步享受和城市原住居民一样的公共福利待遇，政府“一毛不拔”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怎么“拔”必须有讲究。这就涉及到新闻中提出的一个命题——农民进城公共成本分担机制。

一些农民工较多的东部沿海城市认为，有些钱不该由他们出，比如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经费。理由是，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很大，而东部沿海城市这方面的资金多靠自筹，如果“人来了钱却没带来”，对流入地政府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城市需要为“新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很多，但在目前事权和财权不对等的情况下，如果这些成本都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负担过重，因此希望中央财政能在某些方面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事情不得不办，但钱要尽量少花。

农民进城的公共成本如何合理分担，当然可以探讨，可以建立更为科学的分担机制，比如有专家建议国家统筹部分的义务教育经费实现“钱随人走”，还有专家建议借鉴美国的分税制经验，以相关税收归属来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责任分担。但如果一些流入地政府总是抱着“不吃亏”的想法，事情就很难办好。

“公共成本”这个词，本身就容易形成一个认识误区，即城市外来人口是来“抢饭吃”的。无论是外来农民工，还是本地进城农民，他们的子女要在城市上学，他们生病了要上医院，他们退休了要支付养老金……所有这些，都要挤占城市公共资源，都需要政府掏钱。殊不知，农民进城不独是来“分蛋糕”的，更是来“做蛋糕”的，尤其是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外出谋生不易，大多工作勤勉、收入低微，其对城市的总体贡献要远大于所能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对政府而言，绝对是低成本高收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金三林先生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课题报告的执笔人，他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发展和拉动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调研表明，如果国家每年多增加市民化1000万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农民工市民化将大大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提到“成本”，就会想到要往外掏钱，就会有割自己肉般的痛苦，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政府不能这样看问题。农民进城，对城市的贡献绝对是“正数”而非“负数”，或者说，进城农民在消耗财富的同时，必将为城市创造更多的财富。事实也证明，经济发达地区多半是对农民工接纳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果我们的城市都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还会斤斤计较于农民工的孩子上学花谁的钱吗?(姚文晖)(综合中国青年报、光明网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