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国家结构的演变看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稳定性和包容性

中华文明连续不断5000年，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独特的。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这一个性特征，与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稳定性、包容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我看来，民族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稳定性和包容性，与历史上中国国家形态和结构所经历的演变道路息息相关；今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以及对港澳台所采取的“一国两制”的国策，不但有它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它现实的科学性；当然也属中华文化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国家形态结构的三阶段与民族演进的三层次

我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中国自古代国家诞生起，其国家形态和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由颛顼、尧、舜、禹时期万邦林立的单一制的邦国，发展为夏商周时期复合制的王朝与王国，再发展为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帝国。与这三种国家形态和结构相对应的是，中华民族也经历了由颛顼尧舜禹时的部族和部族国家，发展为夏商周三代称之为“诸夏”或“华夏”的华夏民族和民族的国家，再发展为秦汉至明清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及其统一多民族国家。

二、颛顼尧舜禹时期的部族国家

从民族形成的视角看，上古颛顼、尧、舜、禹时期的国家属于部族国家。部族是历史上比部落层次更高的、部落范围更大的、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内部各部地理位置相连、带有血统特征（如姓族或族的谱系）的族共同体。部族国家的特点是国家的民众或主体民众属于某一部族，因而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血缘关系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有时国君之名与部族之名可以重合；国家的最高保护神也是部族祖先神（部族宗神）。在有些时候，部族可以等同于国家；但由于部族迁徙等原因，也使得同属一个部族的人们却可以建立若干小国家。在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部族和部族国家是其中间的重要一个环节。而在已形成部族的情况下，各个部族之间的族邦联盟，则是由部族走向民族、由部族国家走向民族的国家的重要一环。尧舜禹时的万邦就属于部族国家，在当时的万邦中又建立了邦国联盟或称族邦联盟，尧、舜、禹都是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本邦国的国君，同时又分别担任过族邦联盟的盟主。尧舜禹族邦联盟正是由不同部族所组成，它为自夏代开始的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与华夏民族的形成

在夏商周三代，所谓复合制国家结构，是指在王朝内包含有王国和从属于王国的诸侯国这两大部分。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说的就是国家结构的复合制。在复合制中，王及其所直接统治的王国，在王朝的国家结构中处于“天下共主”的地位，是王朝中的“国上之国”；各个诸侯国是王朝内受王所支配的、主权不完整、不独立的“国中之国”。

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和结构问题上，传统上有两种观点：有的认为夏商周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有的则把三代的各个王朝看作是由许多“平等的”方国组成的联盟。但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说法，忽视了夏商周时期的地方诸侯邦国与秦汉以来郡县制之下的地方行政并不相同的问题；“方国组成的联盟”的说法，忽视了夏王、商王和周王对于地方诸侯邦国的支配作用。具体来说，复合制国家结构与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区别在于：作为复合制国家结构内处于属邦地位的侯伯等诸侯国，与后世郡县制下的行政机构或行政级别不同，不是一类；它们与中央王国有隶属或从属关系，可以受王的调遣和支配，但并没有转换为王朝的地方一级权力机构，它们臣服或服属于王朝，只是使得该邦国或诸侯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因此，如果把夏商周王朝定性为与秦汉王朝差不多一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持夏商周王朝是“城邦联盟”或“方国联盟”的说法，则走到了另一极端。这种说法忽视了夏商周王权对于地方邦国即诸侯国的支配，忽视了从属于王的地方邦国在政治上不具有独立主权；在经济上要向朝廷贡纳；在军事上，要随王出征或接受王的命令出征。这就是《左传》上引《诗经》的话，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从属于王朝的属邦或诸侯，以王为“天下共主”，受王的调遣和支配，但其内部并没有与王建立层层隶属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 对此，我们若用复合制国家结构和形态来解释这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复合制王朝国家”说这一理论观点，解释了夏商周王朝国家结构中的二元性问题，揭示了夏商周三代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历史特点，这一特点既不同于三代之前和三代之后，也不同于西欧希腊罗马时的古典社会和西欧的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