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国家结构的演变看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稳定性和包容性（2）

正是由于夏商周三代的复合制国家结构，使得自夏代开始形成了华夏民族，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之所以把“华夏”民族称为“诸夏”民族的缘故。只是由于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还不是一个自觉民族，而是一个自在民族，因而在民族内部，亦即在复合制王朝国家内，部族间的界线并没有消除。民族内保留有部族，如在夏王朝中不但有夏后氏这样的部族，也有商部族和周部族等其他部族；商周时期也是这样。从西周开始，华夏民族已由“自在民族”变为“自觉民族”。特别是春秋时期，在本民族共居之地时常出现异族的人们，这才产生“华夷之辨”思想和危机意识，通过“华夏”或“诸夏”这样的民族称呼，强调了华夏民族的一体性，也强调了根在中原的本民族衣冠服饰、礼仪制度、典章制度与夷狄的不同。总之，维系夏、商、西周时期华夏民族的纽带，一是这种复合制国家结构，二是自夏而来的、由商、周所继承的以礼制、典章为核心的大中原文化。这就是孔子所言，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它们之间只是有所损益而已。夏商周复合制王朝国家是此时华夏民族的外在框架，是民族的外壳，也是它的基础，是维系民族一体性的基本保障。

四、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稳定性、包容性

自秦汉以来，国家形态和结构变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结构，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郡县制是非常稳定的一种国家结构，它使得地方割据和动乱不具有国家结构这样的机制，从而有力地保证了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中的后四千年，国家的统一是常态，是长期的；分裂是短暂的，分裂终究要走向统一。而我们知道，国家是民族的外壳，统一的国家就会形成以“国族”姿态出现的统一的民族，因而在秦汉至明清时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虽然人们尚未使用“中华”这样的词汇来称呼中华民族，但那种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却在形成和发展之中。正像先秦时期的华夏民族不是以血缘为特征而是以高度发达的文化为特征的文化民族一样，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文化民族，她是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以整个中国为框架、为外壳的“国族”。所以，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当然是以国家为纽带、为框架、为基础的。

从秦汉至21世纪的今天，由于郡县制这种国家结构的稳定性，使得中华民族和文化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融合性和稳定性。就连魏晋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虽然用武力相继建国，形成封建割据，长期混战，但随着隋朝的统一，匈奴、羯、鲜卑、氐、羌建立的这些封建割据的政权的瓦解，而这些民族却都融化到汉族里去了。所以，越到后来，汉族越不是纯粹单一血统的民族，而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是融合了众多民族的一个文化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由众多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由于郡县制这样的国家结构，完全可以把散居在各地各族所出现的问题，看成是局部性质的问题，而不至于把它弄成民族矛盾。也就是说，散居在各地的各族，只是地方一级的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结构的稳定性和包容性，决定了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和作为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的稳定性与包容性。这也是中华文化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华文化这一特性来看，在今日的国家统一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这样的国策，不但符合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也与现实的国家结构相吻合，其科学性、合理性对国家的统一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