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顶层设计”一词由工程学界而理论界、由学术话语而官方话语,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强我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顶层设计”这一理念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其坚持“整体性”的方法论原则,从“整体性”的高度去宏观地审视改革、把握改革,起到的是提纲挈领的作用。坚持整体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苏联何以从改革变为改向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其剧变的原因、后果以及教训的各种观点莫衷一是,但从“顶层设计”的视角进行分析,我们也能有所感悟。
苏联的改革自始至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诚然,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犯了种种严重错误,所形成的这一体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弊端,但毕竟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探索。赫鲁晓夫彻底否定了斯大林,为后来的苏共领导人丢掉列宁、否定社会主义起到了很坏的示范带头作用。退一步来说,即便斯大林体制不等于科学社会主义,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执政这30多年苏共也没有正确回答过“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空场的客观存在就为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的新思维”,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冒充科学社会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纵观苏联历史,苏联共产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所遵循的是一条“发展—僵化—背离”的错误路径。“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如果改革的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改革必然会偏离正确的航向。
苏联的改革者们对“什么是改革”亦做出了错误的回答。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原理。苏联改革最后翻船的命运,从其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即可见一斑: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看到了以中央集权为基本特征的计划经济的一些弊病,对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若干调整,这是值得基本肯定的。问题在于,苏共没有也不敢提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使得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改革者逐渐丧失主动权和主导权。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极端“右”倾占了上风,将公有制同计划经济体制一起抛弃,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变成了社会制度的更迭。苏联的经济改革进程要么在修补还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问题上兜兜转转、要么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误导下沿着西化、分化的邪路狂飙猛进,最后走向万劫不复,这深刻地说明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
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历史阶段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改革之所以成果丰硕,在于已有的“顶层设计”是正确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思索并给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答案。“顶层设计”不同于一般的设计,而是要站在制高点上进行规划。“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的全部问题的制高点。对于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是搞清楚我们在改革中要坚持什么、发展什么的关键。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用五句话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首要理论问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既要通过改革开放大力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又要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在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消灭私有制所带来的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为改革赋予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二是,明确了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并将其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创新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总”,即“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第一个“总”即“总依据”,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问题。“不发达”是当前我国最显著的阶段性标志,我们的改革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克服了浮躁情绪和拒绝了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正是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思想武器,中国的改革才得以在正确的道路上平稳有序地推进。
三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大精神启示我们,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地总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举这面伟大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90多年来奋斗的“根本成就”和发展实践中最鲜明的特色。这面旗帜是引领30多年“中国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三位一体”着眼于打破改革思路的片面性,使得实现途径、行动指南和制度保障浑然一体、无懈可击。所以,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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