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放缓

金砖国家增长放缓的影响因素

金砖国家是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度参与者，世界经济自2009年整体趋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是制约金砖国家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外部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之后全球流动性充裕，世界上只有极个别国家负增长的外部环境为金砖国家孕育了黄金10年的发展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坎坷，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发达经济体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并未邀请任何金砖国家加入，这些是金砖国家增长面临的不利国际因素。欧美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需求下降，金砖国家中主要依靠资源和原材料出口的成员国贸易盈余受到严重打击。以巴西为例，该国2013年经常账户的赤字主要是来自于贸易盈余的急剧下降，从2012年的194亿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26亿美元。因此，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是金砖国家集体减速的结构性因素。

在上述世界经济遭遇困难特别是自身的债务危机和金砖国家竞争力上升的背景下，欧美先进经济体的危机意识增强，其再工业化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主要是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但客观上对金砖国家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形成了冲击。2013年5月美联储显露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迹象后，金砖国家的金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一些在新兴市场寻求投机的热钱闻风出逃。2014年美联储正式宣布逐步退出后，除中国之外的金砖国家遭遇资金外逃、货币贬值、通胀攀升、经济减速等不利态势。这些国家虽然采取提升利率、购买本币等措施试图减缓资金流出，但又会提升投资成本抑制经济发展，进而削弱了本国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美国与金砖国家就此相互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请国际社会关注退出量化宽松带来的国际金融动荡风险。美联储最近将巴西列为15个国家中最为脆弱的新兴市场之一。投资者开始从新兴市场撤资将会降低投资者信心，从而加剧对主要依靠外资发展的国家的增长前景。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在讲话中称美国不能当老二，危机心态可见可见一斑。近期美国贸易代表处把中国列为全球最大的假货实体市场，这也反映出美国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升级。

.金砖国家内部经济增长模式遭遇瓶颈是金砖国家主动或者被动减速的内在原因，这要求金砖国家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寻求克服危机之道。全球的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不断变化，金砖国家综合制造成本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收入国家或者靠近消费市场的国家转移，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金砖国家的制造优势受到严重冲击。尽管中国经济出现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问题，但中国经济面并未恶化，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快速老化以及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经济成熟，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出现集中上升，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增长的社会与环境效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把经济发展速度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重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中国的主动减速不同，其他金砖国家更多地是被动减速。其他金砖国家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和中国的需求减少、金融动荡，另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面恶化，财政和货币手段运用空间有限，内需难以启动。

金砖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国内需求的受压抑，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的关系上过于偏重前两者，而相对忽视内需对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这种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不平衡使得金砖国家在欧美发达国家需求降低后自身贸易陷入困境。以巴西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阶段，难以获得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发展条件。在经历了10余年的社会政策和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巴西产生了一批新兴的中产阶级，但这个阶层的财富并不高，购买力有限。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也导致财政资源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巴西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依靠私人企业的参与。启动内需需要的缩小分配差距、协调区域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成熟，地方政府负担过重。巴西2013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民众争取更为公平和有效的公共服务的示威运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索就是示威民众对政府在国内公共服务事业上投入不足的不满。巴西和南非的情况说明，在多数民众不能通过市场解决公共服务的国家，其政府即便有意向多数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财政能力却难以保证这种服务是有效的。政府在缺乏财政能力大力投资基础设施的情形下推动基础设施私有化，而企业在大型基建投资高成本、回收慢的情形下不敢有大手笔，相关建设只能缓步向前。社会项目虽然提升了贫穷家庭子女的入学率，但教育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难以速成，出现了国外引进“更多医生”的项目。国内财富分配不均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制约了金砖国家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