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招生要走出“量化”困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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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大学招生标准不能进行数字化量化呢？首要的原因是，大学招生的对象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充满个性的人。人是复杂多样的，你怎么可能用一个个冷冰冰的，只具有单一指向性的数字加以衡量呢？数字是抽象的，人是具体的；数字是单一的，人是全面的；数字是固化的，人是发展的。大学招生机构的职责是对所有希望进入大学学习的人进行评价和判断。哪些人符合你的人才培养目标？哪些人不符合你的人才培养目标？每一所大学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特色和优势千差万别，决定了大学招生的具体标准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多样化决定了招生标准的多样化。比如，培养了最多美国总统的耶鲁大学，它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社会的领导者。因此，它在招生过程中特别看重学生的领导力、服务和合作精神。哈佛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发现真理的人，因此，它在招生过程中特别看重学生的怀疑精神、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这些抽象化的标准是根本无法用数字去衡量的。试问，如何对领导力进行量化呢？在一个组织中担任负责人是否意味着比在两个组织中担任负责人更有领导力呢？这让我想起了经济学中著名的“效用理论”——大约两个世纪以前，经济学家用“效用”一词表示消费者在消费一种商品时的满足程度。最初，他们提出了“基数效用论”，把这种满足程度用一个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比如，你吃了一个馒头的效用是1，吃两个馒头的效用就是2，等等。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种方法可能是不科学的。你怎么知道吃一个馒头的效用是1而不是2呢？也许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们对馒头的喜好程度不同，北方人就比南方人更喜欢吃馒头而不是米饭——他们从馒头中获得的效用是不同的。因此，经济学家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用排序的方法来表示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好程度。比如，如果你喜欢苹果胜过喜欢梨，喜欢梨胜过喜欢葡萄，这就意味着你喜欢苹果胜过喜欢葡萄。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大学招生。你只能对学生进行排序而不能进行赋值。你只能说学生A表现出的领导力比学生B更显著，你却不能说负责了两个社团的学生A比只负责了一个社团的学生B的领导力强——因为学生B虽然只负责了一个社团，但这个社团可能具有全国性影响；而学生A虽然负责了两个社团，但这两个社团可能只在当地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