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磊:我们绝不当逃兵

徐磊:我们绝不当逃兵

摘要:“在北京承建地铁工程几乎个个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对此,我有两种选择:要么临阵退缩,回后方过安逸的生活;要么迎难而上,选择一条将要度过数不清的不眠之夜、胜败难料、前途未卜的奋斗之路。我选择了后者。”

“在北京承建地铁工程几乎个个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对此,我有两种选择:要么临阵退缩,回后方过安逸的生活;要么迎难而上,选择一条将要度过数不清的不眠之夜、胜败难料、前途未卜的奋斗之路。我选择了后者。”

——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铁十四局隧道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地铁6号线项目经理徐磊

“你知道地铁是怎么修的吗?”采访完徐磊,遇到家人和朋友,我总会这样问,他们大多都是一脸茫然,于是,我开始一遍一遍地讲起我在地铁采访时看到的情景和我认识的这个叫徐磊的人。

  “我们不怕雾霾天”

顺着竖井的梯子向下走,脚下的铁板铛铛的响,“这竖井有多深?”记者问走在后面的徐磊,“二三十米吧,”怕记者对数字没概念,他加了一句:“相当于10层楼高。”

7月25日,接近中午的时候,记者跟随中铁十四局隧道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地铁6号线项目经理徐磊,来到开工不久的地铁昌平线Ⅱ期的一个工点,亲眼看看“地铁是怎么修的”。

这是暗挖工程,就是在地面挖一条几十米深的竖井通到地底,再在下面挖隧道修地铁,“经常有老百姓问我们,你们在围墙里干什么?直到有一天地铁通了,人们在觉得方便的同时,很少有人会想到我们是怎么干的。”

快到井底的时候,记者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隧洞的上空弥漫着厚厚的灰尘,浓度不知要比北京的雾霾天严重多少倍!看着飘浮在光线里的白色颗粒,刹那间,记者感到后悔——走进这样的工地,哪怕是几分钟,都对身体有害。在多年的采访经历里,想打退堂鼓的,好像还不多。

可是身后跟着采访对象和他的下属,他们浑然不觉地聊着工作,记者只能狠狠心,像第一次学游泳那样,憋足一口气一猛子扎了进去。

闷热的隧洞里,十几个工人戴着口罩赤裸上身穿着短裤用铁锹在掌子面一锹一锹地铲土,脚边是一辆满是泥土锈迹的手推车,“这就是我们修地铁最主要也是最原始的工具了。”徐磊特意指给我看。

采访徐磊前,记者一直以为地铁是用盾构机这种现代化的机器挖出来的,根本没想到,北京乃至全国的地铁,绝大多数时候仍然要靠人力一点一点刨出来,受场地等条件限制,盾构机的使用超不过三分之一。

记者注意到,工人们的口罩往外凸的一块,全是黑的。

为了保证工期,工人们实行两班倒,一个班上15个小时。“现在20多岁的农民工都不干这种活了,吃不了这种苦。”而项目部刚分配来的大学生,都要在工地先待上一两年,每天15个小时在地下盯着,“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包工头的手里。”徐磊说,遇到急难险重的时刻,他会站在最前沿最危险的地方,“那时候,光给钱是不行的,工人们都看着你呢。”

徐磊说,现在的项目经理必须盯在现场,抓进度、保质量,对工程终身负责,尤其是安全的压力,简直就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剑。“最怕半夜来电话,简直像惊弓之鸟,听见电话铃响人就先不行了,现在更发展到白天也怕接到工地上的电话!”不仅是项目经理们如此,就连业主们也这样,所以,在这个圈子里有一个默契,就是晚上尽可能不打电话,有事要打电话前,也要先发个短信说明一下“没事”。

从隧洞里上来,烈日晴空,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记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起徐磊刚才随口说的一句话:“我们不怕雾霾天。”

  “零风险”的压力

第一次见到徐磊,也是时近中午,北京平安里大街上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走进去,才发现院子里只是一座临时搭建的彩钢房,院前的影背上刻着一行烫金大字:脚踏实地 心无旁骛 干好地铁6号线。

徐磊站在门口迎接我们,高高瘦瘦白白净净,戴着一副眼镜,完全没有工程人那种典型的符号般的粗犷与沧桑,反倒像一个衣着得体的白面书生。“在北京工作嘛,穿得整齐一点,也能给业主留一个好印象,觉得我们也能把工作干得利利索索、井然有序的。”徐磊说话很随和。

给客人沏茶,他自己的玻璃杯里只倒了白开水,询问之下,他说胃有点不好。

2004年,徐磊受命进京担任中铁十四局隧道公司地铁4号线项目经理,近10年间,他们在北京完工的地铁5、10、4、9号线等项目全部获得竣工长城杯金奖,获得鲁班奖一项、詹天佑大奖两项,2012年中铁十四局在全北京30多家地铁施工单位综合评比排名第一。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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